天涯隨處是生緣，闊帽寬衫似老年。

算馬與人三十口，賣奴及宅五千錢。

一心槁木寒灰去，幾度披書抱酒眠。

古佛閣前溫坑里，拽將紅袖夜談禪。

此詩作于萬歷二十五年 (1597年)十二月初六，是時袁宏道30初度。原作共五首，這里選的是其中第四首。

開頭第一句“天涯隨處是生緣”，既表達了詩人對佛教觀念的信仰，也是他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袁宏道萬歷二十年中進士后，回公安家居了兩年多，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才赴選為吳縣縣令。吳縣在當時是個大縣，最稱難治。袁宏道年紀雖輕，處事卻非常敏捷老練。他懲治猾吏，減免賦額，深受當地百姓愛戴。但一年多后，因與上司意見不合，又偶患瘧疾，乃請求辭職回家養病，書七上才被批準。他把家屬安置在距吳縣不遠的儀真，自己與友人一道暢游吳越山水。寫作此詩時，他辭官已經一年有余，仍住在儀真。這里隔家鄉十分遙遠，又不是自己為官的地方，而且按照當時人們的觀念，這里已隔大海不遠，真可謂是“天涯”了。詩人攜家來到這里十分偶然，想不到竟在這里度過了自己的30歲生日，因此自然生起了一種人生如浮萍漂梗、浪跡不定的感覺。然而轉念一想，也就釋然了。佛教認為世上萬事萬物皆由因緣和合而成，人生也不例外。它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都是由一些偶然的機緣構成的。既然世上的萬事萬物和人生本來就是這么一回事，那么詩人現在浪跡天涯也就非常自然平常，用不著為之傷感了。最可取的態度，就是因任自然，聽憑緣遇，隨遇而安。

詩人在首句中表露的這種生活態度，以通達透脫為主調，但也含有一些頹唐的成份。“闊帽寬衫似老年”一句，對此作了補足性的描寫。一方面，詩人辭官以后，免去了官服官帽的束縛和種種公務的煩擾，可以輕袍緩帶，優游于山水間，這是一種非常瀟灑的風度。但是，年方30，就意態有如老年，未免過于消沉。詩人的這種心態，也是對當時時代背景的折射反映。萬歷中期，國事日趨敗壞，官場黑白顛倒，是非混淆，明王朝已病入膏肓。詩人從自己從政一年多的經歷中，對現實有了更深切的認識，深感時局已不復可為，于是由絕望而轉為頹然自放。

第二聯兩句，是敘述移家的真實狀況。既要移家，必定計點家口，處理家產。但妙就妙在詩人計點家口時是連人帶馬一起算，處理家產時是連仆帶宅一起賣。在詩人看來，“人”、“奴”、“馬”、“宅”等等之間并沒有什么大的差別。按佛教特別是禪宗教義，貓兒狗子以至草木瓦礫皆有佛性，世間萬物并無差等。袁宏道的這種觀念，無疑受了佛教特別是禪宗教義的影響。不過，袁宏道這兩句詩的主旨并不在強調通常認為低賤的人或物也有佛性，也可成佛，而在嘲弄塵俗中認為人比動物高貴、主人比奴仆高貴等尊卑觀念，表達出一種對人生的游戲態度。

后兩聯描寫詩人目前的生活，其中頸聯的第一句可看成一層，其他三句可看成另一層。包括禪宗在內的整個佛教教義都要求人們擺脫塵俗的牽累，不要有所顧念，要進入一種空寂忘我的境界。它們常用枯槁的樹木和寒夜冷灰來比喻已喪失和拋棄一切生機與熱情的心靈。詩人自陳現在已心如槁木寒灰，是說自己已達到這種境界，這不僅是他學佛學禪的結果，更是令人失望的現實社會使之然。但禪宗又與其他佛教派系有別，它強調人們發現領悟自身本有的佛性，認為一旦悟入，便可成佛; 至于其他派別所重視的念經、持戒、布施等等，都是著眼于外在的細枝末節，無濟于成佛。明代末年，思想界曾出現一股反對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思潮，與此同時，沉寂多年的禪學又再度興盛，并以新的面目出現。這時的禪師和談禪之士，在禪宗原有教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它強調自明本心、蔑棄外在修行的傾向。他們認為，人們只要自明本心，然后率性而行，就能成佛作祖。人本有食、色之欲，那么按人的本性追求食、色也就不妨礙成佛，甚至只有這樣才是成佛作祖的道路。當時的許多談禪之士都放情任誕，甚至酒肉聲色，無所不為。這樣，本屬于禁欲主義的佛教之一支的禪宗，就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而與當時反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思潮合流，這就是后來所說的“狂禪”。袁宏道就是明末狂禪之士中的一員，這首《丁酉初度》的后三句，就反映了他的這種生活。一方面他已心如槁木寒灰，另一方面他卻又整天抱酒而眠，甚至在古佛閣前，還擁著美艷如花的女子談禪。在他看來，談禪不必禁酒色，酒色亦不妨礙談禪，而且抱酒擁艷而談禪，正是對禪有了大徹大悟之后的一種舉動。

總觀全詩，都是敘事，而字里行間，無一處不透露著詩人散曠不羈的情懷，映現出詩人瀟灑通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