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梓人傳》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愿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斫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缺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其后，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后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嘆曰： 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于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炫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后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炫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于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 潛，其名。

《梓人傳》選自 《柳河東集》，是柳宗元在長安所著的一篇傳記散文。

傳記散文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種源遠流長、枝繁葉茂的文體，自先秦兩漢以來，出現過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中最負盛名的，要算司馬遷的《史記》 了。它被魯迅稱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景仰。然而這些傳記作品，一則史的成份過重，二則多為一些功名俱著，或名噪一時的達官貴人立傳，被稱為“史傳文”。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則不然。他一改前朝遺風，多以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為主人公，為井肆市民立傳。在這些傳記中，柳宗元以進步的政治立場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頌了這些小人物的卓越才能、坎坷的遭遇、高尚的品格和不屈不撓的抗暴精神，對后世傳記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傳記文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以藝術的修飾，夸張。另一類卻是作者虛構的人物事件，類似寓言。這類作品雖然名為傳記，其主旨卻不在為人立傳，而在立言，借記述人物事跡，闡發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思想主張。其中有些作品還具有勸善懲惡的作用，頗似諷刺小品，因此古人稱柳子厚的傳記散文“則以發抒己議，類新生之寓言”。《梓人傳》便是其中一篇較有代表性的傳記。文章通過對梓人“善度材”、“善用眾”的才能的贊譽，形象地論述了賢明宰相的治國之道，是一篇比較出色的政論性人物傳記。梓人，即木工。據《考工記·總序》載： 木工有七，其一為梓人，專造飲器，箭靶和鐘磬的架子。后世亦將建筑工人稱作梓人。本文中的梓人，類似現在的土木建筑工程技術人員，即建筑師。

全文共分兩大部分，七個小節。前兩節是傳，主要記述梓人的行狀。由第三小節開始，作者借題發揮，由梓人說開去，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是論。文章一開始，作者先寫梓人登其表弟裴封書之門求租賃房屋，問其所能，則稱能指揮工匠建房，可作者發現他連自己的床腿斷了都要找別人修，便認為他是個只會說大話，什么本事都沒有的“貪祿嗜貨者”。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作者親自目睹了梓人指揮工匠整修京兆府官署的情景，只見梓人丈量、選料、指揮施工，說一不二。眾多的工匠按照他的吩咐左右奔忙，秩序井然。官邸修好后，梓人又在頂梁刻上自己的名字，說明為他所建。至此，作者才領教到梓人超群的本領和精湛的技藝。先前對他的譏諷和不恭蕩然無存。作者在刻畫這位技壓群工的梓人的形象時，采用了欲揚先抑的手法，先將梓人自稱“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使群工，“舍我，眾莫能就一宇”與“其床缺足而不能理”這兩件事擺在一起，形成強烈的對比，造成一種梓人口出大言，其實無能的假象，引誘讀者對其作出錯誤的判斷。然后，作者又用詳盡的筆觸描述梓人指揮群工施工的情景。只見他“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厘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梓人的造房技藝如此高超，確實身手不凡。不僅眾工匠為之折服，就連起初看不起他的柳宗元，也為之贊嘆不已。這一抑一揚，牽動著讀者的思路和情感的起伏變化，同時又收到了既引人人勝，又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

第三小節承上啟下，作者由梓人掌握規矩繩墨之術聯想到宰相的治國之道。作者在為梓人的精湛技藝贊嘆之余，還要進一步探究他是如何掌握這種技能的。文中一連用了“彼其勞心者歟?”“彼其智者歟?”“能知體要者歟”三個反問句，道出了梓人之所以能指使群工，是因為他通曉建筑要領，有智慧并勤于動腦筋的真諦，然后筆鋒一轉：“是足為作天子，相天下法矣!”一句感嘆，完成了從記人到議事的轉折。

由第四小節起，作者轉而闡述自己以法治國的政治主張和輔佐皇帝的宰相應該遵循的治國之道。作者首先由梓人的善用人聯想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問題乃是用人問題，其次才是整頓綱紀的問題。他以梓人的用人方法作對照，批判那些身居宰相高位，卻“不知體要”的人“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炫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于府廷，而遺其大者遠焉。”指出那些昏庸無能的當權者，還不如一個普通的梓工。接著，作者又以梓人的去就問題為對照，揭露了那些貪名嗜利、尸位素餐的“為相者”，說他們“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這些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官吏置國家的治亂于不顧，唯皇帝之命是聽，一心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這與堅持按墨繩、規矩的準則設計、施工，而不隨意遷就建房主人的錯誤要求，否則寧可舍之而去，也不仰人鼻息的梓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最后一節，作者點明了自己為梓人立傳的目的，是因為“梓人之道類于相”。作為一篇傳記，主人公的名字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章在最后，交代出了梓人的姓名。這種筆法，也是頗為新穎的。

柳宗元一貫主張“文以明道”，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得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他認為，文章不僅要講究形式美，更要反映、體現一定的思想觀點，也就是“圣人之道”。他自己對這一理論一直身體力行。柳宗元此文作于他在長安任職期間。當時他積極參與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成為“永貞革新”的中堅人物，時稱“二王、劉、柳”。在此期間所作的《梓人傳》集中反映了柳宗元卓越的政治見解和積極的革新精神。在他看來，一位賢明的宰相應當像梓人掌握繩墨規矩那樣治理國家，應該舉賢任能，整治綱紀，堅守正道，不謀私利。只有這樣，才能治理天下，達到大治。本文思想內容深刻，見識卓越，立意新穎，充滿了戰斗精神。作者由一名普通建筑師的技藝，引申出治國理邦的大道理，這種由此及彼，以小見大的本領，充分顯示出作者的功力。前人認為，《梓人傳》立意大概出于《孟子》，“孟子言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于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玉人雕琢之為非，是何異于梓人所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不奪于主人之牽制者乎?”(五百家注《柳宗元集》卷十七)此說不無道理。

本文藝術上的特色也十分明顯。文章構思巧妙，結構嚴謹，段落層次分明，銜接自然順暢。全篇以作者的思想感受為線索結構文章，更使作品和諧、緊湊，富于感情色彩，充滿了戰斗精神。如首段“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二段“余圜視大駭，然后知其術之工大矣”，簡潔、生動地將作者對梓人起初輕蔑，爾后敬佩的態度轉變過程表現了出來。文章第二部分的大段議論，也是由作者“繼而嘆曰”引出的。作品敘事狀物簡潔、明快，人物、場景描寫粗略，但形象生動。如對梓人初次登場時的描寫，用其自己“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吾指使而群工役焉”的幾句話，就勾勒出這位藝高膽大，出言不遜的梓工形象，既簡潔生動，又突出了他的職業特點。關于梓人指揮群工施工的那段描寫，更令人拍案叫絕。作者以眾工烘托，充分顯示出梓人的才能和魄力，特別是他在工程峻工以后居功自負的神態更是惟妙惟肖，躍然紙上，似乎作者不是在描寫一位工匠，而是在刻畫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作品論理精嚴縝密，雄健有力。論述宰相治國之道，有理有據，多方論證，既有據理推闡，又有旁征博引，正反對比，褒貶分明，對當時官場的種種腐敗現象的揭露犀利痛快，入木三分。一如清人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評語中所言：“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細寫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補出人主任相，為相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文章當繁則繁，當簡則簡，或繁博豐富，洋洋灑灑，或要言不煩，惜墨如金。文中描繪梓人的言談舉止，簡淡而傳神，點到即止，而為表現他在施工現場的指揮才能，作者則不惜花費筆墨，詳細描述，以突出梓人胸有成竹、指揮若定的神態氣度，筆法多樣，富于變化，在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中，可算是較為出色的一篇。

但是，由于作者的階級局限性，柳宗元在這篇文章中宣揚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剝削階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章的積極意義，這是美中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