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雜說三首》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于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一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二

星殞于地，腥礦頑丑，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我身。吾于是乎有感。

三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 月疾于日，一月而一周; 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 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 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 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 吾于是乎有感。

雜說類似雜文雜感，或寫一時感觸，或記一得之見，不限一題，不拘一格，行文較為自由。唐韓愈有《雜說四首》，托物寓意，諷時述理。歐陽修這三首《雜說》也別開生面，通過感悟的方式，表達了他的人生追求。

從藝術上看，這三首短章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它們采用了緣物起興的方法。其一因蚯蚓之聲而作; 其二從流星殞石談起; 其三則借天道運行而展開，并都以“吾于是乎有感”收筆。

其次，筆法靈活。雖然，它們的開篇與結尾相似，但中間主要部分的寫法卻各不相同。其一是連篇設問。作者先用兩句話概括了蚯蚓的生活習性，指出它以埃土與泉水為食，生活簡陋，容易得到滿足。接著，便揭示出一個矛盾現象：“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古人誤認為蚯蚓能發聲，《古今注》云：“蚯蚓……善長吟于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爾雅翼》亦云：“蚯蚓……夏夜好鳴于草底。”韓愈有個著名的觀點，認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無論風水草木之聲，還是人禽鳥蟲之音，“其必有不得其平者”，(《送孟東野序》) 既然蚯蚓的生活“簡而易足”，那么為什么還在穴中鳴叫不停呢? 且其聲響嘈雜，“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于是引出了以下一連申的問題，如蚯蚓是否還有別的需求?是它滿足于簡易的生活而自鳴得意?還是怨嫌生活的艱困而自悲其不幸，或是賣棄才華而呼朋引類?也許是因節氣變化而發自本能?通過一連串的疑問，構成了文章的主體。這種手法源自先秦諸子散文，莊孟皆擅此道; 屈原的《天問》也是運用設問的典型，全詩純用一百七十多個參差錯落的詰句組成，后人遂有“天問體”之稱，如傅玄有《擬天問》，辛棄疾也“用‘天問體’”賦月(《木蘭花慢》)，因此，從形式上看，本文也可稱作“效‘天問體’”。其二則與此不同，全文由兩層對比組成。先是星與人的對比。作者指出：星在天上，光明奪目，為萬物所瞻仰，這是靠著精氣的積聚;一旦它殞落在地，便成了腥惡穢丑的頑石，瓦礫不如;人則不同。雖然人死之后，“骨肉臭腐”，為螻蛄、螞蟻所食;但人的精氣遠遠超過了萬物，假若他不受物欲的蒙蔽誘惑，則能積蘊為思想，萌發成事業，撰寫出文章，其精神將留芳千古，永垂不朽，而不至于象星辰的精氣隨著載體的殞斃而泯滅。通過第一層對比，突出人的精神追求——思想、事業、文章的可貴價值。隨后，作者又推出了另一種相反的人生態度，指出有些人活著只追求名利，貪圖欲望，稀里糊涂消磨時光;死后化為臭腐也就為世所棄。更可悲的是，他們居然還執迷不悟，認為人活一世，其名利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分滿足也就不虛此生了。這種人與前面說的“精氣不奪于物”者構成了第二層對比。文章就在這兩層對比中逐步展開，最后以“吾于是乎有感”收尾。第三首又有所不同。作者先以天道起興，按照當時天文學的說法，指出天向西運行，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向東運行。其中，太陽在冬夏之間南北移動，以一年為一周期;月快于日，朔望虧盈，以一月為一周期;天又快于月，晝明夜暗，以一日為一周期;群星則有慢有快，相比之下，顯得順逆錯行。這四種天體各自運行，相互之間似乎并無商量計議，但它們卻不知疲勞，運行不止，古往今來，未嘗有過一時一刻的停息。接下去，作者又進一步探討了天體運轉的內因，認為它們所以依次交相行替，是出于四季、晝夜、寒暑變化的需要;假如它們停息一刻，那么季節交替就會失去平衡，從而影響萬物的生長。然后，聯系到人的作用。認為人之品德高尚者，也同樣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他們應當改造自然，治國治民，造福后代，利于萬物。因此，《易·乾卦》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諸葛亮《出師表》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都意識到了自己的歷史重任。如果說，在前一首的對比中側重于事物之間的差異，是反轉聯系的結果;那么，第三首則是依據類比聯想，著眼于事物之間的相同點。這樣，經過天道與人道的比較，以天喻人，說明君子“其任亦重矣”，然后再推出題旨：“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由此可見，這三篇雜說在行文上各具姿態，充分顯示靈活自由的文體特征。

第三，題旨蘊藉，啟人深思。其一雖對蚯蚓之聲提出一系列疑問，但并未作任何分析解釋，而以“吾于是乎有感”截然止筆。作者究竟有何感想?文章并未明言，從而給讀者留下回味的余地。其二雖在星與人的對比中，指出了人的精氣“貴乎萬物”;但在后一層對比中，究竟孰是孰非?作者并無斷論，結尾也如前篇只是喟嘆“吾于是乎有感”，同樣給讀者留下評判的余地。其三雖然明確了勸學的主題，但也未象《荀子·勸學》那樣，開門見山地指出“學不可以已”，而是從旁處落筆，由天道寫到人道，最后才點明“君子之學”。這就使容易流于直陳說教的短篇，變得紆回曲折，引人入勝。

第四，血脈貫通，斷處皆續。清人方東樹指出：“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 語不接而意接”。(《昭味詹言》) 劉熙載亦云：“‘拋針擲線’，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繩在手”，要在“明斷”而“暗續”。(《藝概·文概》)《雜說三首》或揣蚓聲，或說殞星，或論天道，“應物斯感”，隨意拈來，看似互不關聯。其實不然。三首之間章法嚴密，真有所謂“斷處皆續”之妙。它們既獨立成篇，同時又相互關聯，同屬一個藝術整體。第一首針對無病呻吟的世風，作了反面排除; 第二首從正面提出以“思慮”(修身立德)、“事業”與“文章” (創作)“三不朽”為目標，而不慕功名利欲的人生追求; 第三首則進一步提出實現目標的必然途徑，即“君子之學”在于勤奮，強調“自強不息”，“死而后已”。可見，言而有序，一一說到，使各自獨立的三篇文章統一為以人生理想為中心的有機整體。這些思想，也散見于作者的其它文章，但在《雜說三首》中，表現得尤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