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 自楊偕已上，得其官; 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于是書石而镵之東壁。

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后世之紛紛乎?

三司副使，方今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記，是一種文體。最早的記體文要追溯到《尚書·禹貢·顧命》。之后，則有《戴記》《學記》諸篇。但直到魏晉南北朝，記文一體發(fā)展不大。劉勰的《文心雕龍》不立此體，蕭統(tǒng)的《文選》未選其類可證。直至唐代，記體方興。據(jù)《金石例》說：“其文以敘事為主，后人不知其體，故以議論雜之。”這種看法有點片面。實際上一篇文章之中，事、理是相輔相承的，有事無理，敘事何用? 有理無事，理據(jù)何來? 韓愈的《燕喜亭記》，柳宗元的《柳州新堂記》就都雜以議論，就連韓的《畫記》、柳的“山水游記”，誰能說其中無理可析。

到了宋代，記之一體早已擺脫此種局限，宋人諸記多是事、理兼顧之文。安石此篇《題名記》，不僅事理兼顧，而且是以理取勝者。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寫廳壁題名之由，完全是記事，但非常簡略。由于時代的差異，今日較難讀懂，這里需作些解釋，三司，是宋代中央政府設(shè)置的一個統(tǒng)理國家財政的機構(gòu)。設(shè)三司使一人，下轄鹽鐵、度支、戶部三個部門。每部設(shè)副使一人。鹽鐵副使，“掌天下山澤之貨，關(guān)市河渠軍器之事以資邦國之用”; 度支副使“掌天下財賦之數(shù)，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 戶都副使“掌天下戶口歲賦之籍，榷酒、工作、衣儲之事” (見《宋史·職官志》) 本文所說的廳壁是指度支副使的辦公廳，所題之名，是指呂景初以前在此就任度支副使之人。在呂景初就任此職之前，前任諸副使之名，并無人稽查考究。宋仁宗嘉祐五年 (1060) 呂景初就任后，才“稽之眾史”，查出自李纮以上至查道等人的姓名，楊偕已上等人的官職，郭勸已諸人并查到其在職之年代，于是把所查到的人名，書寫并鐫刻在廳堂東側(cè)石壁之上。此時作者王安石為度支判官 (各副使之下設(shè)判官三人)。乃承呂景初之命作此《廳壁題名記》。這一段實際上是解題。但它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呂景初為什么要查出這么多人的名姓鐫刻于廳壁之上? 其用意何在? 這層意思，作者在這里沒有作答，而把它放在了第三段。使文章的結(jié)構(gòu)，首尾相銜，這也是一種值得借鑒的筆法。

第二段，是議論，也是文章的中心所在，它揭示出作者寫此《題名記》 的一番用心、一片深情。問題首先從三個方面提出： 第一，“合天下之眾者，財”——國家必須掌握全國之財力、物力，才能使全國民眾齊心合力而效力于國家; 第二，“理天下之財者，法”——掌握全國之財力、物力，則必須合理地統(tǒng)籌之，調(diào)配之，均其有無，制其出入，為此而制定理財之法; 第三，“守天下之法者，吏也”——有法，則必設(shè)恪守法令、忠實執(zhí)行之官吏。然后從相反方面歸結(jié)出問題的中心：“吏不良財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關(guān)鍵在于設(shè)理財之法，選守法之吏。所以國家要設(shè)度支副使之吏，依其守理財之法，而理國家之財，致國家以富強。

這里作者把三個方面的問題歸結(jié)為兩個要點：立理財之法，選守法之吏，突出一個中心：“法”。進一層，作者以雄辯之事例說明“有財而莫理”，理財之法不善所產(chǎn)生的弊端。假如天下之財富，國家不能妥善地統(tǒng)理，礦山可以隨便開，山林可以任意伐，不僅是“貴強桀大”者能這樣干，一個普通的人也可以這樣干，此時，那些“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的豪強，放其無窮之欲，大量兼并土地，占有礦山、河渠、鑄錢、煮鹽，而成為一方之霸。天下之窮苦人，也只能依其門下，聽其使喚而求得生存。身為一國之主的“天子”則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空頂著一個“天子”的名號了。事情到了這步天地，恐怕是“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也難做到天下大治了。這是因無“法”而造成的弊端。假如有“法”，情況則恰恰相反，如后來作者向宋神宗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回溯仁宗之善“法”時所說：“大臣貴族，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施賄賂。一有奸匿，隨則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玉監(jiān)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有善法則如此，無善法則如彼，可見法之重要。所以最后作者強調(diào)：“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這件事即或是堯舜之君也必以為先急之政。更何況駁亂紛雜之后世!

此段以論理為主，而據(jù)事以論證，緣情以動人，可謂理、事、情三者巧妙地結(jié)合。清人葉燮說：“自開辟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匯之頤，日星五岳，賦物相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于以發(fā)為文章，形為詩賦，其道方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之道，其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征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為三者平準、而無所謂自為法也。”(《原詩》)安石此文可謂理得、事得而情得的文章。這里值得進一步提出的是文章之情，揆其理，據(jù)其事，其中蘊含著一個大政治家雄偉博大的胸懷、高瞻遠矚的目光。我們可以把這段文章看成是王安石變法中有關(guān)理財方面的雛型或梗概、也可以看作是立法用人方面的提綱和要略。是值得我們精讀而深思的。

在結(jié)構(gòu)上，有的層層漸進，步步深入;有的正反相承、殊途同歸;有的從反而立論，有的從正而突擊，把一個“理財之法”論證得玲瓏透徹，而只不過是二百來字。這又見作者使用語言的精辟、洗練。“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矣!”此類語言，正如清吳汝綸所說：“筆力豪悍、有崩山?jīng)Q澤之觀。”

第二段中提出問題的兩個要點： 立理財之法，選守法之吏。然其論述重點則放在了理財之法。第三段，始以選守法之吏為論述的核心。全段有兩個層次。第一層，寫三司副使，主要指度支副使的職守。與第二段照應(yīng)。度支副使是朝廷重要的官吏，掌全國之財政，人們稱之為“計相”。國家之富強與否，人民生活之安定與否，與三司副使的從政措施，所行所為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朝廷對之“尊寵甚備”。那么，三司副使究竟怎樣推行理財之法? 作者提出了一個政治改革家的見解。作者認為，所謂守法，并不是死守成法。只作到“出納之吝”完成一般的事務(wù)就算盡責了。作為一個重要的官吏，應(yīng)該是審時度勢，觀察所行之法善與不善，善者行之，不善者則必“議于上而改為之”，這才是三司副使的真正職守。第二層，評議歷史上三司副使的成功與失敗。與第一段照應(yīng)。要知曾經(jīng)擔任過三司副使的人們的“賢”或者“不肖”，就只能“考其理財之方”，從其所行理財之法，看其是否對天下國家有利，從其從政時代的治亂形勢，考其所行理財之法善或不善。從其所行理財之法、有否一直沿用于當今之世者，而從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作為今日從事理財工作的借鑒。

所用語言精辟，含蓄而意味深長。如“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語出《論語·子張》：“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經(jīng)作者 一變，很有文學上的勾勒人物畫象的意味。細思之，這種表現(xiàn)的人很象一些忙忙碌碌的事務(wù)主義者，甚至也帶點官僚主義的味道。

最后一句：“此蓋呂君之志也。”扣回第一段，回答了第一段所提的問題，說明了呂景初為什么要“稽之眾史”考查前任三司副使的姓名、官職以及所在時代的原因。此可謂“啟行文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