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廣士》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古之取士，取于盜賊，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資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服華言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庭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則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 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牽于眾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

夫古之用人，無擇于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 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 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 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鐘之祿; 卿大夫之子弟，飽食于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 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 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賢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于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 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

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 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 張敞，太守之卒史也; 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之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滑吏之弊，表里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 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 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 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 長吏等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 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 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后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于冗流之間，則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奪，而奇才絕智出矣。

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茍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者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于上，此又網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廣士》這篇議論文采風發，詞鋒尖銳、筆力老健。作者蘇洵是個“回頭浪子”。舊時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說：“蘇明允，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史稱字明允的蘇洵，青少年時代興趣廣泛，琴棋書畫、騎馬射箭無一不愛，還愛結交朋友，逛水游山。27歲時參加省試，名落孫山，從此刻苦攻讀，尤其喜愛《論語》、《孟子》和韓愈的著作，百讀不厭，邊讀邊記，逐步領略了這些著作的精神實質、風格特點，從此文思大進。他初進京師，當時的翰林學士歐陽修看了他的二十二篇文章后，贊不絕口，惹得不少士子竟相仿效，一時名動京師。蘇洵文章如此有個性，恐怕同他這段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為什么取士?用什么標準取士?在蘇洵之前，已有不少人議論過了，就在蘇洵的同時或稍前稍后，也有不少人撰文議論這些問題。如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就涉及了用“士”的問題。在眾多的這類文章中，蘇洵的《廣士》不僅立論鮮明、偉特，而且技巧圓熟、頗有力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此文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很有借鑒意義。

更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思想新穎，能道人之不敢道。蘇洵的思想是傾向保守的，當然，同北宋頑固的保守派不同，他也有改革的某些設想。在如何取士上，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里是鄙薄孟嘗君的。因為孟嘗君養士，連“雞鳴狗盜”之徒也敬養起來，而“雞嗚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因此，王安石否定“孟嘗君能得士”這個傳統的觀點。與之相反，在取士的觀點上，蘇洵認為可以“取于盜賊，取于夷狄。”倒比王安石更富于改革的精神。當然，這個觀點并不是蘇洵的發明，因為在漢末的曹操早就說過，只要有才能，即使是不孝的人也可以授之以職。這篇文章的思想充滿改革精神，應該說是其突出的特點。

這篇文章另一個特點是古今對比，以古諷今。題目的“廣士”，即主張打破當時的傳統觀念，擯棄出身、門第，甚至種族的界限，選拔真正的人才。文章開頭就說：“古之取士，取于盜賊，取于夷狄。”這真是震聵發聾的觀點。這個觀點容易產生誤解，于是，蘇洵予以界定：“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端出一個“賢字”。只要是“賢”，那么，“貴而貴取”、“賤而賤取。”相反，如果不“賢”，即使“繩趨尺步，華服華言”，也一律擯棄不用。“繩趨尺步”，指舉動有法度的人;“華服華言”，指服飾華貴，夸夸其談的人。顯然，這是指僵化的儒者和富貴的子弟了。為什么? 因為“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這些人不一定能管理好，而那些人雖生活在盜賊中，受教于夷狄里，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授任相應的職位。這里又提出個才字。可見，蘇洵主張取士要取德、才兼備的人。

作者反復論辯，使論點鮮明、突出。然后用歷史事實證明，一個是管仲，他幫助齊桓公建立霸業，據《禮記·雜記下》：“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秦穆公用夷狄出身的由余，由余助穆公謀伐西戎十二國，終于稱霸西戎。管仲與穆公用盜賊和夷狄的時候，反對者不少，但他們沒有遷就眾人的議論，對是和非果敢地作出了決定。在事實面前，人們認為他倆的決策正確，沒人聽說他倆因任用盜賊和夷狄，別人就鄙視他們。可是，今天一些有德有才的人，只因是盜賊和夷狄便遭非議，最后也不能獲得重用，議古是為了證今，指出古人能做的事，今人卻不敢為。用問句作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管仲是古之賢相，穆公是古之賢王，他們敢用盜賊、夷狄，說明他們有眼光，有魄力，今人所以不能任用或不敢任用，只能說明用人者的無膽無識。這些內容都在一問之中表現出來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選用人才的另一個問題： 勢。勢，權勢也。平民百姓、貧寒讀書人，只要“賢”就任用; 公卿子弟如果“賢”就任用; 武夫、健卒、巫醫、方技、胥史 (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官)、賤吏 (地位卑微的小官) 等等，只要“賢”也加任用。總之，古人用人是重賢不重勢。今天呢?作者對應地寫道： 平民、寒士以一張抄襲來的無病呻吟的文章，就能騙得很多的俸祿; 官宦人家的子弟飽食終日，無才無德，憑借出身，也能當官; 武夫、健卒只因灑掃有力，跟隨大員日久，也能“領藩部、執兵柄”，即能在藩部當首領，執掌兵權。巫醫、方技只要一句話合大臣的意，就被舉薦為官吏。這些人的當官、不是因為“賢”，也不是因為“功”，只是因為今天當官的邪門歪道多了。而真正有德有才的“賢史賤吏”常被忽視而得不到錄用，使之老死于一般雜務工作，而且真正賢能的人，有功勞的人，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豈不知賢良優秀的胥吏得不到培養的機會，那么儒生、武士更不及他們了。

這里把“勢”分析了。有德有才的因無權勢者的提拔，老死蒿萊; 無德無才的人因受權勢者的賞識，反得高位。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揭露了當時吏治的腐敗。前一部分提出“賢”，這一部分提出“勢”。因為“勢”主宰一切，所以賢者上不去，不賢者反而上去了。這是量才用人上的極大弊端。

第三部分文章更深入一層： 論述胥吏所以能任職的理由。漢代，平津侯公孫弘、樂安侯李蔡，都是一代儒宗。卻不能為朝廷立功。而才智出眾、震耀四海的卻都是胥吏中的賢者。如頗有政績的趙廣漢，是河北的郡吏;清廉自守的尹翁歸，僅是山西的獄吏;善于懲治盜賊的張敞，不過是太守的“卒史”;剛直著名的王尊，是河北涿縣的書辦。這些人都“雄雋明博”，即威武雋拔、賢明有識。出可以為將，入可以為相，為什么胥吏中有此人才?因為胥吏從小學法律，長大學訴訟知識。老奸巨猾、大姓豪門都害怕他們。官場的弊端，都很熟悉。讓他們當官，那么“豪民滑吏”的種種搗鬼術，都沒法逃脫他們的手心。選擇有才能的人做官，以禮對待他們，他們只想爬上高位，也會不想再做壞事。即使有做壞事的，也是極少數了。

分析古之胥吏后，蘇洵對當時的胥吏又對比分析，指出弊病是使用時不選擇，又拿他們當狗豬，長官動怒，不問有罪無罪，胡亂鞭笞他;長官高興時接納他們，一會兒又拿他們當仇敵。這樣，平民都不愿做吏，士君子更不愿做吏了。怎么能使今之胥吏象兩漢時的胥吏呢?辦法是唯才是擇，待之以禮、原諒其小過，懲戒其中惡大不可赦免的人，然而考察其賢否，他們中有功的就升遷，不讓沉埋在繁雜的事務里，他們追求功名，自己尊重自己，不敢“丐奪”，即硬奪，那么奇才絕智的人自然就產生了。

這一部分又用古今胥吏對比，探討了古之胥吏能堪大用的理由及今之胥吏不出人才的緣故，并總結了從胥吏中培養官員的方針、方法。

最后，他指出人的秉性有差異，有人就學不會章句、名數、聲律之學，即指寫詩作文;有的是因生活不幸沒條件學這些，但是，卻有別一種才情。如果只用考進士一條途徑擇取人才，就會使另一部分奇才絕智的人得不到發揮的機會。如果讓胥吏中的有才之士也能謀得高位，那么，就會使另一部分有才能的人也能脫穎而出。用進士制策從上網羅人才，用從胥吏中選拔的方法從下網羅人才，那么，天下就不會有遺才了。

《廣士》就是如此采用剝筍的方式，層層深入地論證了另一條選拔、培養人才的途徑和方法，頗有說服力。蘇洵自己多試不第，當他兩個兒子蘇軾、蘇轍輕巧地考中進士后，他說：“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因此，蘇洵在文章中表現的思想，除了概括現實中的見聞外，還歸納了自己多試不第的感受，發覺專用“進士制策”一條途徑，必將把一些有才能的人排斥在外。從寫作而言，文章論證的三個層次都是采用古、今對比的手法，以古的“所是”，談今之“所非”，古人做得好，今人卻不好，以古證今，針砭時弊。至于條理的清晰，語言的簡潔、有力，有目共睹，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