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柳宗元《封建論》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 曰： 有初為近。孰明之? 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 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wèi)，荀卿有言： 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 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shè)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后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wèi)而為之守宰，據(jù)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nèi)，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shù)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nèi)而立宗子，封功臣。數(shù)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shè)，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茍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cè)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 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shè)使?jié)h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shù)，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yè)彌固，何系于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wèi)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勢也。”



《封建論》是在“永貞革新”失敗以后，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后所寫的一篇杰出的政論性散文。

封建，即封建制，指我國殷、周奴隸社會實行的“封國土、建諸侯”的貴族領(lǐng)土制度，亦稱“分封制”。在這種制度下，中國被分割成許多諸侯國家。這些諸侯國家名義上從屬于中央王朝，實際上卻由世襲貴族統(tǒng)治，各自為政，形成各自獨立的王國。分封制早在夏、商、周三代就開始實行。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用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下設(shè)縣，郡縣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免，而不是世襲。漢代雖然兩種制度并存，但分封制已逐漸衰弱。唐初，太宗李世民曾一度想恢復分封制，由于遭到魏征、李百藥等人的極力反對而作罷。自秦代起，就不斷有人提出恢復分封制的復古主張。此后，關(guān)于分封制和郡縣制的爭論一直此起彼伏，沒有休止。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魏代曹冏的《六代論》、晉代陸機的《等論》等。中唐以后，由于藩鎮(zhèn)勢力惡性膨脹，不斷侵蝕中央王朝的統(tǒng)權(quán)力，朝廷與藩鎮(zhèn)的斗爭十分激烈。這時，杜佑等人又站出來鼓吹分制，為藩鎮(zhèn)割據(jù)制造輿論。《封建論》一文便是針對曹冏、杜佑等人的古主張而作的。當時，柳宗元已因參與“永貞革新”的政治斗爭失敗而被謫南荒，遠離政治斗爭的中心。但是這位“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身謀”(《冉溪》) 的政治改革家雖然“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囚”，(同上) 卻仍然密切地注視著政治斗爭的形勢，堅持自己的正義業(yè)，“蹈前烈而不頗(《懲咎賦》)。他拿起手中之筆，繼續(xù)進行斗爭，“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wù)此”(《寄許京兆孟容書》)。他克服了重重困難，“求得經(jīng)史諸子數(shù)百卷，常候戰(zhàn)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圣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shù)十篇”(《與李林書》)。《封建論》便是其中一篇。

在文章中，柳宗元在對古代社會分封制作了細致的分析之后，提出了分封制和郡縣制都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這一觀點。他嚴厲地抨擊了封建藩鎮(zhèn)的割據(jù)局面，抨擊了封建社會“世食祿邑”和“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xiàn)象，以不可辯駁的事實說明了郡縣制比分封制更為先進和優(yōu)越，同時對秦始皇的歷史功績及其過失作了客觀的評價。全文立意超群，筆鋒犀利，論據(jù)充足，論證雄辯，其思想意義和藝術(shù)成就遠遠超過了當時的同類論著，對我國歷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關(guān)于分封制與郡縣制孰優(yōu)孰劣的爭論作出了正確結(jié)論。就連一貫對柳宗元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傾向持否定態(tài)度的蘇軾也不得不說：“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征、李百藥、顏師古，其后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東坡續(xù)集·封建論》)

作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許多理論、觀點達到了當時理論認識的最高水平。這使他的政論文立意新奇，構(gòu)思大膽，“識見頗不由人，”(清陳衍《石遺室論文》)。《封建論》一文立論超卓，識見奇?zhèn)ィH能體現(xiàn)出柳宗元這種“識見頗不由人”的特點。作者出奇制勝，起筆不凡，一開始便高屋建瓴，提出一個“勢”字，以此作為全篇的主腦。文章開篇，作者一口氣連用五個問句：“天地果無初乎?”“生人果有初乎?”“然則孰為近?”“孰明之?”“其生人之初乎?”步步進逼，層層深入，自問自答，“封建，非圣人意也”的結(jié)論自然脫穎而出。接著，作者提出三個論據(jù)證明“勢”的總點。第一，“封建非圣人之意”，而是人類發(fā)展的必經(jīng)階段。在封建社會里，圣人之言是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因此，歷來分封制的衛(wèi)道土都是以分封制是圣人之意作為其立論的依據(jù)。柳宗元在文章中首先從這一點入手批判封建制，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制的基礎(chǔ)。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脫胎于荀況的“性惡論”。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荀子·禮論篇》)。柳宗元用人類社會初期的矛盾來解釋封建制產(chǎn)生的原因，顯然是受了《荀子》的影響。第二，“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周之敗端，其在乎此”，而“州縣之設(shè)，固不可革。”按照本文的觀點，封建制的弊病有三：其一，“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具虛名;其二，“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亂國多，理國寡”;其三，“繼世而理”的世襲制妨礙任人唯賢，妨礙治理國家。而郡縣制的優(yōu)越有二，一是“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nèi)”，意即中央集權(quán);二是“孟舒、魏尚之術(shù)”可施，“黃霸、汲黯之化”可行，意即任用賢良，治理國家。文章的第三個論據(jù)是：封建制不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只有“國家盡制郡邑”，才能“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在藩鎮(zhèn)割據(jù)日益加劇，內(nèi)戰(zhàn)頻仍，中央集權(quán)和國家統(tǒng)一遭受嚴重破壞的中唐時期，作者抓住了維護郡縣制，還是恢復分封制這樣一個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從宏觀的角度提出“勢”這樣一個中心論點，以此統(tǒng)領(lǐng)全篇，闡發(fā)經(jīng)義，痛貶時弊，這就使這篇文章立意新穎精警，“言人所不敢言”，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極富針對性和戰(zhàn)斗性。

論辯文章的好壞，不僅要看立意是否超拔卓越，論據(jù)是否充足，還要看論理是否嚴密，具有說服力。本文堪稱史料翔實，論理透辟的典范。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論如析薪，貴能破理。”《封建論》是一篇駁論。要駁倒前人的觀點，不但要占據(jù)詳盡的史料，還要辯難得法。在文章中，柳宗元據(jù)古驗今，縱觀三代，俯視秦漢，指點魏晉，評說當今，上溯天地萬物之初，下引周、秦、漢、唐之事，或理酣意暢，筆力縱橫，痛快淋漓，縱論千古興亡，有如江河浩蕩，一瀉千里，或要言不繁，簡潔扼要，抓住問題的要害，寥寥數(shù)語，點明主旨，精悍透徹，力透紙背。如文章在揭露分封制的弊端時，這樣寫道：“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shè)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戰(zhàn)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后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從周獲天下，分封諸侯，如同“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威鎮(zhèn)四方，不可一世，到禮壞樂崩，出奔，東遷、中流矢，遭挾持，大權(quán)旁落的史實，細數(shù)周王朝由盛而衰的過程，最后得出“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的結(jié)論。歷數(shù)封建制的危害，洋洋灑灑，淋漓酣暢。而論述唐代郡縣制的優(yōu)越，則只用了“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shè)，固不可革也”幾句，便把唐王朝實行郡縣制的必要性明白無誤地表達了出來。在論述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勝敗優(yōu)劣時，作者首先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比較，從正面論述分封制的弊病和郡縣制的優(yōu)越。然后，作者以三個“或者曰”引出三個有代表性的問題，再對分封制可以搞好政治、施行教化，分封制可以延長統(tǒng)治和分封制是圣人之言，不可更改這三種謬論逐一批駁。每次批駁，都援引周、秦、漢、唐四朝的史實為例，但著眼于“制”、“勢”等不同的方面，既充分利用了手中的史料辯難批駁，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又避免了重復，拖沓，不致使人產(chǎn)生雷同之感。文章有立論，有辯難，有反有正，相得益彰。篇末又重申封建制“非圣人意也，勢也”這一觀點，首尾呼應(yīng)，渾然一體。

《封建論》全文共十四小節(jié)，四大段落，二千三百余字，可謂長篇巨著，洋洋大觀。文章雖然篇幅宏大，卻結(jié)構(gòu)嚴謹，條理分明，絲絲相扣，有條不紊。文章以一個“勢”字貫穿全篇，歷數(shù)歷代興衰史實，立論、論證、駁論變換筆法，多方論證，開闔宏肆，波瀾起伏，邏輯嚴密，筆力雄健。頗能體現(xiàn)出柳文“雄深雅健”的風格。宋代晏殊這樣評價柳文：“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矣。” (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三) 此話亦能概括此文的寫作特色。

《封建論》是柳宗元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品。它既能反映出柳宗元“以生人為主”的政治思想主張，也能代表柳宗元文學創(chuàng)作的水平和風格，一直受到古今文學家的高度評價。明代大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認為：“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藏書》卷三十九) 清代文學家林紓也稱：“《封建》一論為古今至文，直與《過秦》抗席”(《韓柳文研究法》)，絕非過譽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