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景蘭·悼亡》愛情詩詞原文與賞析

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

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

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后名。

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

商景蘭是明末殉國官員祁彪佳的夫人。清順治二年(1645)，四十四歲的祁彪佳閑居紹興故鄉，聞得清兵已攻陷南京并進逼杭州，清廷已派人以書信來對自己招降禮聘，他不肯作“二臣”，絕食后趁家人不備端坐水池自盡。商景蘭以《悼亡》二首悼念亡夫。這是其中第一首。

首聯“公”是對丈夫的敬稱。“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寫丈夫已為國家民族殉節，定然名垂千古而不朽，自己卻不能以身殉夫志，還在留戀著人生。頷聯上句“君臣原大節”承首聯上句，寫丈夫死得其所，作為明朝臣子，明亡殉國本是應有的氣節;下句“兒女亦人情”承首聯下句，寫自己之所以“戀一生”，乃是為了撫育膝下的兒女，這也是為人父母的常情。此意在她的《琴樓遺稿序》中表達得更為明了：“中丞公(即祁彪佳，祁曾任明朝御史，故稱中丞)殉節，余不敢從死，以兒女皆幼也”，正可作為此句之注腳。這一句誠然是對自己“戀一生”的解釋，但卻決不可目為貪生的解脫語;此句更深的含意在于對死者的安慰：祁身后留下二子四女，堅持氣節的父親不可能不掛念子女的品德，因此，有了母親的教養，則可告慰亡靈于九泉了。

頸聯通過典故轉入對亡夫生前忠直秉性與死后傳世英名的頌揚。“折檻”一典出自《漢書·朱云傳》：成帝時，任槐里令的朱云上殿要求處死“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的幸臣張禹，觸怒成帝，立判朱云死罪。朱云攀住殿檻(欄桿)，大呼不畏死，只擔心朝廷結局。殿檻被攀折。后成帝下令勿換折檻，以表彰直諫之臣。“遺碑”一典出自《晉書·羊祜(hu)傳》：羊祜駐襄陽時，興辦學校，關心民眾，甚得民心，死后襄陽百姓在他平時游憩的峴山建碑，年年祭奠，見者落淚。“折檻”之典為實用。崇禎及南明福王時，祁彪佳曾多次直言進諫，以致惹怒權奸遭陷被貶。女詩人借朱云犯死直諫對丈夫生前忠直進言加以稱頌。“遺碑”之典是虛用。祁彪佳此時尚無百姓為之立碑祭祀之事，女詩人以羊祜死后遺碑預言丈夫的忠心節概必將為后世所景仰懷念。詩中用典常可收到言辭簡凈而內蘊深邃、拓展藝術空間的效果，但此處商景蘭用典更有其深衷在：她意在表明，丈夫忠直不吝惜生命是對古代正直官吏傳統美德的繼承，丈夫的英名也必將如古代賢明臣子一樣死后留芳。如此，商景蘭就不是在悼亡中出自一己之見的“夸夫”，而是把丈夫放在歷史的大傳統中加以定位和評價;如此之褒揚不但不顯其淺露，反而更見其凝重與莊嚴。對丈夫的名節作了這樣堅實的肯定之后，尾聯就進入自己對丈夫名節的繼承上：“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你我一生一死雖不再同途，但共同堅守的忠貞與清白的節操卻是彼此相輔而更相成的。這無異于是在丈夫靈前發出的繼承遺志、堅持操守的誓言。

商景蘭《錦囊集》中不少詩詞寫得相當清麗婉轉，但這首《悼亡》卻相當古樸，毫無藻飾，這既是詩人發自內心的莊嚴沉重的胸臆語所致，又與詩作嚴肅的政治內涵直接相關。

這一首血淚凝成、擲地有聲的五律，通篇四聯全用對仗。首聯頷聯同是上句寫丈夫下句寫自已，夫妻并列，在對仗中二人的不同命運(一死一生)以及形成此不同命運的原因(大節人情)鮮明地得以體現。頸聯與尾聯則是分別寫丈夫與自己。頸聯以丈夫的生前與死后相并列，對仗中突現丈夫的全名全節;尾聯一改上述三聯的對仗方式而為“流水對”，抒懷言志，情感貫通，語勢悠長。對仗在律詩中可形成一種整飭之美，這正與本詩的莊重情調相切合。而此詩對仗在形式上的幾多變化，又使整齊中不致呆板，且對仗之中雙方思想情操得以對照、交流、映襯，相得益彰。

歷代悼亡詩幾乎都是悼念亡妻，大多寫得心意深摯、情思綿邈，催人淚下。商景蘭是女性作者，悼念亡夫。她與丈夫祁彪佳夫婦情篤，“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ying)”(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但因丈夫是殉節，她本人又深明大義、意志剛強，所以她的悼亡之作獨能一反歷來悼亡詩之凄婉、哀怨的傳統格調，她不以嫠婦的凄苦來賺取廉價的淚水，而是把夫妻深情融入于國家民族的大義之中，義勝于情，壯過于悲，從而使此詩在歷代悼亡之作中成為罕見的充溢著民族大義的戰斗詩章，成為難得的頗富陽剛之氣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