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還我緣緣堂》原文與翻譯、賞析
二月九日天陰,居萍鄉暇鴨塘蕭祠已經二十多天了,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跡少到,靜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來,天天陰雨,房間里四壁空虛,行物蕭條,與兒相對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愛美,關心衣飾,閑坐時舉起破碎的棉衣袖來給我看,說道: “爸爸,我的棉袍破得這么樣了! 我想換一件駱駝絨袍子。可是它在東戰場的家里——緣緣堂樓上的朝外櫥里——不知什么時候可以去拿得來,我們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 可惡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悵,繼之以一番憤懣。她昨夜睡在我對面的床上,夢中笑了醒來。我問她有什么歡喜。她說她夢中回緣緣堂,看見堂中一切如舊,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張也不少,歡喜之余,不覺笑了醒來,今天晨間我代她作了一首感傷的小詩:
兒家住近古錢塘,也有朱欄映粉墻。
三五良宵團聚樂,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識流離苦,生小偏遭破國殃。
昨夜客窗春夢好,不知身在水萍鄉。
平生不曾作過詩,而且近來心中只有憤懣而沒有感傷。這首詩是偶被環境逼出來的。我嫌惡此調,但來了也聽其自然。
鄰家的洪恩要我寫對。借了一枝破大筆來。拿著筆,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筆,和寫對專用的桌子。寫好對,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幾上去取大印子,豈知后面并無茶幾,更無印子,但見蕭家祠堂前的許多木主①,蒙著灰塵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陣憤懣。
晚上章桂從萍鄉城里拿郵信回來,遞給我一張明片,嚴肅地說:“新房子燒掉了!”我看那明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夢痕寄發的。信片上有一段說“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都焚毀,不知尊處已得悉否”; 下面又說: “近來報紙上常有誤載,故此消息是否確鑿不得而知。”此信傳到,全家十人和三個同逃難來的親戚,齊集在一個房間里聚訟起來,有的可惜櫥里的許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個女孩子說: 大風琴和打字機最舍不得。一個男孩子說: 秋千架和新買的金雞牌腳踏車最肉痛。我妻獨掛念她房中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磁器②。她說: 早知如此,悔不預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掘一個地洞埋藏了,將來還可去發掘。正在惋惜,丙潮從旁勸慰道: “信片上寫著 ‘是否確鑿不得而知’,那么不見得一定燒掉的。”大約他看見我默默不語,猜度我正在傷心,所以這兩句照著我說。我聽了卻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謝的。但他的猜度卻完全錯誤了。我離家后一日在途中聞知石門灣失守,早把緣緣堂置之度外,隨后陸續聽到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像它已變成一片焦土,正懷念著許多親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無余暇去憐惜自己的房屋了。況且,沿途看報某處陣亡數千人,某處被敵虐殺數百人,像我們全家逃出戰區,比較起他們來已是萬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 我雖老弱,但只要不轉乎溝壑,還可憑五寸不爛之筆來對抗暴敵,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決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謝之余,略覺嫌惡。
然而黃昏酒醒,燈孤人靜,我躺在床上時,也不免想起石門灣的緣緣堂來。此堂成于中華民國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滿六歲。形式樸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軒敞。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 《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飲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臥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壁皆經書,東間及后樓皆家人臥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睛,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么書都看得見,連某抽斗 (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 中藏著什么東西都記得清楚。現在這所房屋已經付之一炬,從此與我永訣了!
我曾和我的父親永訣,曾和我的母親永訣,也曾和我的姐弟及親戚朋友們永訣,如今和房子永訣,實在值不得感傷悲哀。故當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訣的悲哀,卻是毀屋的火的來源。吾鄉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敵人炸彈十二枚,當場死三十二人,毀房屋數間。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毀。后于11月23日失守,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以至四進四出,那么焚毀我屋的火的來源不定: 是暴敵侵略的炮火呢,還是我軍抗戰的炮火呢?現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這兩個來源。
于是我的思想達到了一個結論: 緣緣堂已被毀了。倘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我很甘心! 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毀時必然毫無恐怖之色和凄慘之聲,應是驀地參天,驀地成空,讓我神圣的抗戰軍安然通過,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時,一定發出喑嗚叱咤之聲: “我這里是圣跡所在,麟鳳所居。爾等狗彘豺狼膽敢肆行焚毀! 褻瀆之罪,不容于誅! 應著爾等趕速重建,還我舊觀,再來伏法!”
無論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或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在最后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無數同胞因暴敵侵略所受的損失,大家先估計一下,將來我們一起同他算帳!
1938年
【鑒賞】 “緣緣堂”是作者于1926年在上海江灣永義里給自己所租房屋的命名。當時他同弘一法師 (李叔同) 一起,在小方紙上寫了許多喜歡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揉成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兩次拈鬮都是“緣” 字,故稱“緣緣堂”。后來,他繼承母親遺愿,于1933年春在故里嘉興石門灣建造了一座三楹高樓,亦名 “緣緣堂”,并請馬一浮先生題寫了堂額。緣緣堂建筑在富有詩意而得天獨厚的環境中,作者對它的風格款式特別鐘愛: “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適合我的胸懷,可以涵養孩子們的好真、樂善、愛美的天性”,“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愿把金谷園拿來和我對調,我決不同意”。石季倫即石崇,西晉時富翁。作者在“緣緣堂”里安居五載,醉心于書畫藝術和撫育子女。1937年秋冬,日本強盜對上海、杭州、嘉興一帶實行滅絕人性的大轟炸。11月,作者滿懷悲憤,不得不攜全家老幼十一口告別故土,告別 “緣緣堂” 向西倉皇流亡。1938年春,他在流亡途中聞石門灣失守,“緣緣堂”遭日寇焚毀,他憤懣之極,提筆寫下《還我緣緣堂》,控訴了日寇的侵華罪行,表達他對家鄉對故土淪喪的切膚之痛。
文章以家常絮語起筆,勾畫了作者全家在流亡途中的凄苦以及聽到 “緣緣堂”被毀的消息時,他們為之悼惜的情景: 愛女林先于睡夢中回到緣緣堂而笑醒,她身著破衣爛衫,而思戀緣緣堂家中衣物的存放處; 有的孩子懷念大風琴和打字機,有的則思念秋千架和腳踏車; 其妻“獨掛念她房中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磁器”。作者此時卻“無余暇去憐惜自己的房屋”,而是“念著許多親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想著中國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遭日寇殘殺,許多抗敵將士陣亡。他覺得逃出戰區實是萬幸。作者“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而為國土破碎、民眾遭屠戮而悲嘆,體現了他已置個人家財、生死于度外,并將以“破釜沉舟,斷絕后路”的決心,用他那“五寸不爛之筆”去對抗暴敵,為拯救民族的生存而“一心向前,勇猛精進”。這是愛國者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怒吼! 接著,作者以沉痛的心情道出他對“緣緣堂” 的思戀。當“燈孤人靜”,躺在床上時,不免又想起“緣緣堂”建造的年代、風格、布局、室內陳設來,飽含著他對 “緣緣堂”的深厚情誼,體現了他為人為藝的率真、開朗的品格。他將“緣緣堂” 的被毀與“曾和我的父親永訣,曾和我的母親永訣,也曾和我的姐弟及親戚朋友們永訣”并論,心痛欲裂! 作者想得更多的是“緣緣堂”遭毀的炮火: “倘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我很甘心!”它“必然毫無恐怖之色和凄慘之聲,應是驀地參天,驀地成空,讓我神圣的抗戰軍安然通過,向前反攻”; “倘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那我很不甘心”,它“一定發出暗嗚叱咤之聲”。“緣緣堂”遭毀的不同英姿,充分坦露了作者愛憎鮮明的熾烈情感,對我軍英勇抗戰的熱情贊頌,對日寇侵略暴行的憤怒斥責! 最后,作者滿腔憤怒地指出: “無論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或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在最后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
全文筆調清樸自然,行文中雖無悲痛傷感之語,但字字句句都充溢著滾燙的淚。他的恨、憤、怒,緩緩地從腔內、從字里行間蹦出,極深沉地透露出他對國家,對民族的愛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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