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棗莊曾濤

中興諸將收山東， 捷書夜報清晝同。

河廣傳聞一葦過， 胡危命在破竹中。

只殘鄴城不日得， 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 回紇餒肉葡萄宮。

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

三年笛里關山月， 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zhuǎn)小， 郭相謀深古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 尚書氣與秋天杳。

二三豪俊為時出， 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 南飛覺有安巢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 紫禁正耐煙花繞。

鶴駕通宵鳳輦備， 雞鳴問寢龍樓曉。

攀龍附鳳勢莫當， 天下盡化為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夸身強。

關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

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須眉蒼。

征起適遇風云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 后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huán)， 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 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干， 布谷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懶， 城南思婦愁多夢。

安得壯士挽天河， 凈洗甲兵長不用!

杜甫

乾元元年(758)，安史叛軍首領安慶緒據(jù)守鄴城(今河南安陽)。是年九月，唐王朝集中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九位節(jié)度使步騎二十萬圍攻鄴城；十月，郭子儀從杏園渡黃河，破安慶緒，攻克衛(wèi)州(今河南汲縣)；十一月，崔光遠又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其余各處亦多有捷報。這首詩即是在這種“捷書夜報清晝同”，“只殘鄴城不日得”的形勢下寫成的。

這是一首內(nèi)容異常豐富的詩篇。詩人以圍攻鄴城，勝利在望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為背景，全方位地展示了帝王將相，詩人墨客，征夫思婦，平民百姓等不同階層的人物，評說他們的功過，表達他們的愿望，從而抒發(fā)詩人自己的愛國憂國之情，堪稱“詩史”。全詩可分四層讀。開頭十二句為第一層，從大處落墨，概述總的戰(zhàn)勢；“成王功大”十二句為第二層，備贊諸將“整頓乾坤”之功；“攀龍附風”十二句為第三層，稱頌眾相“扶顛”“籌策”；最后十二句為第四層，抒發(fā)舉國上下“凈洗甲兵長不用”的愿望，層次脈絡十分清楚。詩的內(nèi)容既如此豐富，我們應怎樣去把握它呢?浦起龍謂此詩充滿“忻喜愿望之詞”(《讀杜心解》卷二之一)，的確如此。由于前一年兩京的收復，此時鄴城的圍攻，安慶緒的窮困，人們對形勢十分樂觀，詩人也不例外，因而這首詩飽含喜悅之情，僅含“喜”字的詩句就有兩處：一曰“已喜皇威清海岱”，一曰“后漢今周喜再昌”。而且，從頭至尾，無論是“胡危命在破竹中”的斷言，還是“東走無復憶鱸魚”的展望；無論是“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的祝福，還是“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的勸告，都是詩人內(nèi)心喜悅之情難抑的寫照。然而，鄴城畢竟還沒有攻下，此時還不能“凈洗甲兵”。不難發(fā)現(xiàn)，除了喜悅之外，詩人抒發(fā)得更多的還是他的“愿望”。這種“愿望”，對于帝王將相而言，就是“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的升平氣象；對于詩人墨客而言，就是能夠不再憂國憂民，而衷心高歌天下太平(“隱士休歌”二句)；對于征夫思婦而言，就是團聚在一起，不再因戰(zhàn)亂分離(“淇上健兒”二句)；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布谷催春，豐收在望(“田家望望”二句)。這一切的一切，歸結(jié)成一個愿望，就是平定叛亂，天下太平，“凈洗甲兵長不用”。因而浦起龍謂全詩充滿“愿望之詞”。同時，由于戰(zhàn)勢令人欣慰，這些愿望中又飽含著難抑的喜悅。但是，僅僅停留在“忻喜”和“愿望”兩個層次上理解這首詩是很不夠的。這首詩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它所抒發(fā)的喜悅，它所表達的愿望背后的憂慮。詩人的喜悅和愿望，僅僅是他的愛國之心在令人樂觀的形勢下情不自禁的流露，他并沒有被這種形勢沖昏頭腦；相反，他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隱患。詩人的種種憂慮，在詩中都有含蓄而實在的表露。一是憂諸軍無帥。“獨任朔方無限功”。朔方指郭子儀，時為朔方軍節(jié)度使。當時九節(jié)度兵圍鄴城，卻不設統(tǒng)帥，而令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致使諸節(jié)度使不能統(tǒng)一指揮，反而相互牽制，貽誤戰(zhàn)機。詩人看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故特別提出“獨任”二字，希望郭子儀統(tǒng)領諸帥，以免相互牽制之失。后來九節(jié)度使兵潰鄴城，這是一個重要原因，說明詩人決非杞人憂天。二是憂引狼入室。至德二年(757)兩京收復后，回紇王子葉護回國取馬助戰(zhàn)，次年八月派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唐王朝讓他們住在京師(“京師皆騎汗血馬”)，給以優(yōu)厚待遇(“回紇餒肉葡萄宮”)。作者用“皆騎”、“餒肉”等字，顯然對此不以為然，只是說得比較含蓄而已。三憂肅宗封爵太濫：“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李輔國等一伙官僚，靠著當初在靈武擁戴肅宗之功，回京后氣勢囂張，肅宗對他們加官進爵，濫加封賞。可見詩人的憂慮是多方面的，不僅憂將相，亦憂皇帝；不僅憂鄴城，亦憂回紇。正是由于這些深沉凝重的憂慮，使得這首詩既不同于一般的喜氣洋洋的慶功之作，也不同于歌頌太平的《河清頌》，它無形中塑造出一個為國而喜，為國而盼，為國而憂的愛國詩人形象。

這首詩突出地體現(xiàn)了杜詩沉郁頓挫的特有風格。就這首詩而言，這種風格的形成，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首先，如前所述，全詩從頭至尾交織著喜悅、憂慮和希望，情緒十分復雜；而隱藏在喜悅和希望背后的深深憂慮，給全詩蒙上了一層憂郁的色彩——它決定了全詩深沉抑郁的風格。其次，在夾敘夾議中多轉(zhuǎn)折，也是其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內(nèi)容而言，這首詩涉及面十分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庶民百姓，近至評判現(xiàn)實，遠至瞻望未來，詩人的筆觸不斷變換，伸向不同的領域，自然形成一種大起大落的波瀾，頗有氣勢。就情緒而言，始終都是喜悅、憂慮和希望相交織，起伏不平，令人回腸蕩氣。就表達方式而言，既有“中興諸將收山東”這類高度概括的敘事，又有“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這類優(yōu)美的抒情；既有“攀龍附鳳勢莫當”這樣尖銳的譏刺，又有“寸地尺天皆入貢”一段太白式的夸張。因而可以說，沉郁頓挫的風格是由其內(nèi)容和形式共同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