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孝《琵琶記》在慈城

元代高明的《琵琶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勸忠勸孝之作，它的創作得益于慈城地區的慈孝文化?！杜糜洝吩诖瘸橇餍辛倌?，給予了慈城的慈孝文化以廣泛深遠影響。

一、慈城民風對《琵琶記》的影響

《琵琶記》作者高明，字則誠，溫州人，元至正五年（1345）進士，至正十二年（1352）任慶元路（今寧波）推官，至正十六年（1356）以后“旅寓鄞之櫟社沈氏樓居，因作《琵琶記》”；高明與慈溪定水寺僧人釋來復交往密切，曾為定水寺作《天香室銘》，《慈溪縣羅府君嘉德廟碑》《慈溪杜洲書院記》等碑文也是他寫的，可見他對慈溪（慈城地區）有相當深的了解。

有學者考證，高明曾與《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慈溪縣令陳文昭一起拜慈溪的寶峰先生趙偕為師。趙偕是宋代宗室，心不忘宋，身不仕元，隱居在慈城大寶山傳道講學。羅貫中續寫的《水滸全傳》中有一個東平太守陳文昭，就是以他的同窗陳文昭為原型——由此類推，高明《琵琶記》里的趙五娘、蔡伯喈也暗有所指，是指高明的老師趙偕。理由有二：一是趙偕的“偕”與蔡伯喈的“喈”字形相近，且都有和諧、和洽的意思；趙偕字子永，字與名相關，他的名和字合起來就是“與子偕老”的意思，而趙五娘與蔡伯喈也是白頭偕老的夫妻。二是趙五娘在家鄉思念丈夫，蔡伯喈在朝堂心憂父母，恰如趙偕身在元朝心在宋；趙五娘代夫盡孝歷盡艱辛，蔡伯喈遵父命拋妻離家求取功名，亦如趙偕在元代“九儒十丐”讀書人大受歧視的困難境遇下仍堅持傳道講學。由此可見，高明讓男女主人公姓“趙”，名“喈”（偕），賦予其美好品德，乃是“借得春秋筆，忠良傳此人”，是以趙五娘、蔡伯喈的忠良暗喻趙偕等儒家學者的氣節。

《元詩選》錄有高明寫的一首《王節婦詩》（詳見第一章“節孝祠”），詩中的王節婦也是慈溪人，與《琵琶記》女主人公趙五娘一樣代夫盡孝，是封建社會婦女的道德典范：

清清慈溪水，藻被涯涘。昔年修婦職，采擷薦明祀。殷勤執豆籩，齋肅事君子……

《王節婦詩》中的王節婦有“藻”之德，《琵琶記》第二出《高堂稱壽》也稱贊趙五娘“德性幽閑，盡可寄蘩之托”，可見作者心目中趙五娘與王節婦一樣，都有美好的婦德；趙五娘這個人物形象里有慈溪王節婦的影子。

高明“少小慕曾閔”，一生敬慕孝子孝女，除了王節婦，慈溪境內廣為流傳的董黯汲水、張無擇守墓、孫之翰割肝等孝道故事，都極有可能成為《琵琶記》的創作素材。從《琵琶記》戲文中我們也能發現其中的某些淵源，如：

莫道名高與爵貴，須知子孝與妻賢。（第四十二出《一門旌獎》）

人爵不如天爵貴，功名爭似孝名高？（第四出《蔡公逼試》）

《琵琶記》認為“子孝妻賢”比“名高爵貴”更可貴，這其實也是古代慈溪人的觀點，例如唐代慈溪孝子張無擇為父親守墓而名揚天下，南宋國子監祭酒慈溪人張虙就認為張無擇的孝名比官名更難得：

張孝子諱無擇，生于唐時，仕至和州刺史。和在唐為上州，刺史從三品，官亦崇矣。人不以刺史稱，稱之曰孝子。嗟夫，刺史之官可以幸致，而孝子之稱不易得；官至刺史者自古何限，而稱為孝子者一代能幾人？是知立身揚名，未有如孝之大行之尊也。

又如《琵琶記》第四十二出《一門旌獎》認為兒女盡孝是天職，無需朝廷表彰：

人間孝者亦多，卑人何足稱孝？假如大舜曾參之孝，亦是人子當盡之事，何足旌表？

這其實也是南宋慈溪孝子孫之翰的由衷之言——孫之翰（字文舉）割肝為藥，一心救母而不求旌表：

嗣王溫顏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母，他無覬?！?/p>

還有《琵琶記》第三十四出《寺中遺像》寫趙五娘賣唱，唱出了父母育兒的辛苦：

凡人養子，最是十月懷胎苦，更三年勞役抱負。休言他受濕推干，萬千勞苦。真個千般愛惜，萬般回護。兒有些不安，父母驚惶無措。直待可了，可了歡欣似初……

這些唱詞出自《佛說父母恩難報經》，該佛經認為父母對子女有懷胎守護、哺乳養育等十大恩德。作者高明是否因與慈溪定水寺僧人談禪論佛而對佛教孝道有更多了解？此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琵琶記》對慈城民風的影響

六百年來，《琵琶記》在慈城地區可謂家喻戶曉。其中有些戲文原創或經戲文引用的句子，已成了慈城人的口頭禪，例如：“常言養子，養子方知父母”；“休道成人不自在，須知自在不成人”；“莫道是非終日有，果然不聽自然無”；“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就筆者了解，慈城老輩人幾乎沒有不知道《趙五娘上路》這出戲的，更有所謂“哭旦銀子分一半”的傳統：就是當趙五娘哭戲演到高潮時，臺下觀眾紛紛將銀子往臺上扔，而演趙五娘的哭旦可以分得其中一半。

“趙五娘吃糟糠”的故事也從《琵琶記》戲文中獨立出來，成了慈城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筆者小時候就聽大人講過這個故事，卻不知是出自《琵琶記》第二十出《勉食姑嫜》：

爭奈公婆年老，死生難保，朝夕又無甘旨膺奉，如何是好？只得安排一口淡飯，與公婆充饑。奴家自把些谷膜米皮逼邏來吃，茍留殘喘，吃時又怕公婆看見，只得回避，免致他煩惱。

后來光緒《慈溪縣志》記載孝婦事跡，也有復制“趙五娘吃糟糠”這一情節的，如：

（繆氏）上有邁姑，家赤貧，紡績易粟以膳姑，自饜糠籺。隆冬或葛衣，其艱苦有不忍言者。

此外，明清以來有不少慈城地區的慈孝故事受了《琵琶記》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代夫盡孝

《琵琶記》第十一出《蔡母嗟兒》寫趙五娘代夫盡孝，獨自贍養公婆，還要調和公婆之間的矛盾：

公公、婆婆，媳婦便是親兒女，勞役事本分當為，但愿公婆從此相和美。

形衰力倦怎支吾？口食身衣只問奴。莫道是非終日有，果然不聽自然無。

同樣，慈溪有朱朝鳳妻孫氏，“夫死，姑怨翁督課嚴致疾，日詬誶，分居樓上下，氏周旋無失其歡?！?/p>

《琵琶記》第一出《副末開場》寫“趙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筑成墳墓”。同樣，慈溪有裘熙敬遺孀徐氏獨力承擔婆婆汪氏的喪事：

姑歿，喪葬皆貸于人，積紡績以償之，人憐其貧苦不受，則曰：“焉有有婦有孫而累人送死者乎？”堅不允。

《琵琶記》第三十一出《幾言諫父》寫相府千金牛小姐成了蔡家兒媳，自愿要去侍奉出身低微的公婆：

爹爹，普觀典籍，未聞婦道而不拜舅姑；試論綱常，豈有子職而不事父母？若重唱隨之義，當盡定省之儀。彼荊釵布裙，既已獨奉親闈之甘旨；此金屏繡褥，豈可久戀監宅之歡娛？

慈溪也有《明史》記載孝婦劉氏出身名門，自愿為婆婆割臂肉做藥：

劉氏，張能信妻，太仆卿憲寵女，工部尚書九德婦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刲臂……

（二）做官顯親

《琵琶記》雖寫了蔡伯喈金榜題名而父母慘死，但并未否定金榜題名是一種顯親揚名的大孝，反而大加贊賞，如第十出《杏園春宴》：

名傳金榜換藍袍，酒醉瓊林志氣豪。世上萬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

今宵添上繁華夢，明早遙呼清禁鐘，皇恩謝了，鹓行豹尾陪侍從。

歷代慈溪士人對金榜題名的人生理想也是非常熱衷的，如明代慈溪人楊守勤在考中狀元后寫了一首《歸第夜作》，其志得意滿的心情與《杏園春宴》里的蔡伯喈很相似，在慈溪士人中也很有代表性：

聽罷臚傳出鳳城，萬人團擁沸歡聲。一天霽色開仙仗，五色祥云映繡旌。身惹爐煙瞻闕近，夢回鹓隊聽雞鳴。明朝入視承明草，敢謂榮華足此生。

（三）辭官養親

《琵琶記》希望為人子者以孝為先，求取功名與養親兼顧，反對只為名利而不顧父母之養：

萬兩黃金未為貴，一家安樂值錢多。（第二出《高堂稱壽》）

忍將父母饑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你縱然衣錦歸故里，補不得你名行虧。（第四出《蔡公逼試》）

主人公蔡伯喈的命運遭遇給慈溪士人以啟示：平時做官顯親，必要時辭官養親。光緒《慈溪縣志》就記載了多位慈溪籍官員為了奉養父母而主動辭官，如：

當外補，（陳）鯨聞喜曰：“吾母老矣，得外任以就養，相公之賜孰大焉。”

（周南）改判云南楚雄，以親老不忍遠去致仕。

（陳茂義）曰：“吾母老矣，能改顏面奉要人乎？”拂衣歸。

（四）守節不嫁

《琵琶記》蔡公遺命趙五娘再嫁，趙五娘拒絕了，但拒絕的原因與封建禮教所謂的“節孝”并無多大關系，而是對封建時代的婚姻失去信心，是經歷了人生苦難后的清醒：

公公嚴命，非奴敢違。只怕再如伯喈，卻不誤了我一世？公公，我一馬一鞍，誓無他志。（第廿三出《代嘗湯藥》）

當初早披剃入空門也，做個尼姑去，今日免艱辛。（第二十五出《祝發買葬》）

光緒《慈溪縣志》卷三十九稱慈溪縣是“禮儀之邦，尤重婦節”，整卷收錄歷代慈溪節婦多達五千余名。其實，這些婦女守節不嫁的原因并非都出于封建禮教主張的“從一而終”，有些也可能像趙五娘那樣對婚姻失望；或因傳統婦女多信佛，而將守節不嫁視為居士帶發修行。

（五）慈孝勝念佛

《琵琶記》認為克盡孝道、多行善事勝過單純的求神拜佛：

他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葬不能祭，這三不孝逆天罪大，空設醮，枉修齋。（第三十八出《張公遇使》）

慈悲勝念千聲佛，造惡徒燒萬炷香。今日蔡老員外病癥不知如何，我且去看一看。（第二十五出《祝發買葬》）

古代慈城地區寺廟眾多，佛教興盛，民眾對念佛拜佛的態度也與《琵琶記》所反映的相似：

（樂志云妻魏氏）夫歿，事舅姑惟謹。有勸之事佛者，曰：“家自有活佛，何須足履寺觀？”

（馮恭人楊氏）生平足跡不入庵觀，曰：“宗族親戚貧窶者甚多，吾當周恤之。燒香佞佛，無益也。”

《琵琶記》宣揚儒家孝道，旨在風俗教化。古代老百姓大都不識字，看不懂四書五經，卻可以通過看戲唱曲學到儒家孝道。古代慈城地區的戲曲演出很興盛，據《縣志》記載，慈溪城東西郭皆有酒樓，“唐宋元以來皆為戲臺，臺之四面為樓，伎者居之。南北百戲，歌鼓之聲不斷”。慈城老百姓看戲唱曲很方便也很普遍。

明洪武初，有人將《琵琶記》進呈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評價說：“五經四書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富貴家不可缺?！碑敃r明太祖的近臣中有慈城人桂彥良，也許正是桂彥良將明太祖對于《琵琶記》的“最高指示”傳到了家鄉。明朝三百年，慈城地區科舉最為興盛，進士、舉人如過江之鯽，造就了眾多富貴家，也使得《琵琶記》在慈城地區更為流行。

《琵琶記》的影響是全國性的，慈城的慈孝故事也未必都受《琵琶記》影響，但有明太祖的“最高指示”，當地眾多的富貴家，喜歡看戲唱曲的民俗傳統，加上固有的慈孝民風，《琵琶記》在慈城地區大受歡迎，其對老百姓的教化作用超過全國其他州縣，也是可以想見的。由此說明，以《琵琶記》為代表的戲曲也是慈城慈孝文化的一個重要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