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比粑┛秩瞬挥么终?。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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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直說破桃”作“直說桃”。“霸岸”作“灞岸”。“等字”作“等事”。“恐人不用代字者”作“恐人不用替代字者”。

沈義父(字伯時)論詞說“凡作詞當以清真為主”，這里所提出來的“不可直說”的原則，也算得上是對周邦彥及南宋詞人技法的一個總結。

用“紅雨”形容桃花飄落，始于李賀《將進酒》“桃花亂落如紅雨”句，李賀此句描寫盛艷之隕落，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確實為秀句。但是后代的文人詞中便頻繁使用“紅雨”以代指桃花，如歐陽修《虞美人影》“寂寂花飄紅雨”;晁補之《少年游》“紅雨掩衡門”;周邦彥《蝶戀花》“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又《過秦樓》“勻染梅風，地溽紅雨”;又《虞美人》“不須紅雨洗香腮”;蔡伸《青玉案》“桃花依舊，出墻臨水，亂落如紅雨”，等等，本來一個新穎奇妙的意象，如此重復運用以后，反而顯得庸腐熟套，造成讀者的審美疲勞，并沒有我們讀李賀時心頭一亮的新奇。特別是“紅雨”只是形容“桃花亂落”，若要描寫桃花盛開時，用“紅雨”就很不恰當，所以就意義本身來說，“紅雨”并非可以無條件地代指桃花，更別說效果如何了。

“劉郎”代指桃，本是《幽明錄》的一則故事。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糧盡饑餒，采山上桃子充饑，后遇見仙女。劉禹錫《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曰：“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庇么说渌闶乔‘數摹．敃r宋代詞人詠桃花甚至詠梅花時，都反復使用“劉郎”這個典故，也給人生硬拼湊之感?！罢屡_”、“灞岸”之于“柳”，也是一樣，“章臺”、“灞岸”僅僅有折柳贈別這一層含義，并非說凡詠柳，不問情思意旨，都可亂貼“章臺”、“灞岸”，特別是這些替代字繁復使用后，反而成為對意象直觀性的阻隔。所以《四庫全書·〈樂府指迷〉提要》批評沈義父“不可直說破”論，說：“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涂飾，亦非確論。”

沈義父“說桃不可直說破”云云，近乎作啞謎，過于拘泥死板，顯然是片面的，不能作為創作的原則，王國維的批駁是有道理的。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沈義父的初衷是在強調作詞應該委婉含蓄。他的《樂府指迷》第一則就說：“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敝睾铍[約，忌直露突兀，這還是符合詞體的審美特征的。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宋代詞話中的“代字”論，與當時的詩歌理論不無關系。宋人論作詩用字提出“禁體物語”(葉夢得《石林詩話》)，“詩言其用不言其名”(惠洪《冷齋夜話》)等條條框框;相傳歐陽修因雪會客賦詩，禁用玉、月、梨、梅、練、絮、鷺、鵠、鵝、銀等體物語，宋人傳為佳話。如此一來，作家只有向典故、“代字”一條窄胡同里鉆，消極避忌體物語，演變成積極追求“替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