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手稿中，本條詞話接在“初刊稿”第四四條后。該條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手稿“無二人”下面的文字，原先作“白石之曠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作者可能因為接著專門寫了一條評姜夔詞“曠在貌”的話，就對這條詞話有關姜夔的內容作了刪改。不過，這句被刪去的“白石曠在文字而不在胸襟”，可以幫助讀者具體理解他對姜夔詞的批評。

他在這條詞話，將蘇軾與姜夔作比較，揚蘇抑姜，主要表示對姜夔“清空”詞很不滿意。

蘇軾以詩為詞，辟豪放一境，他為了寫出自己的真意趣、真豪情，往往不為詞的音律所限，所謂“橫放杰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晁補之《詞評》，《復齋漫錄》引)，“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這也就是王國維所說“東坡之曠在神”的意思。姜夔填詞也善攝詩歌意蘊，以詩法為詞法，所作以“清空”為顯著特點。張炎《詞源》卷下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略)此……清空之說。”“清空”是一種超然的情態，也是一種疏閑的筆致，雖然與蘇軾寬廣深厚的曠達相比，姜夔的“清空”顯得幽淡細寂，可是，二者在不受庸凡的塵俗羈束、行文疏朗方面，有其相似之處。所以張炎《詞源》將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洞仙歌》(“冰肌玉骨”)與姜夔《暗香》、《疏影》相提并論，評它們“清空中有意趣”(卷下)。王國維肯定蘇軾和姜夔的詞都有“曠”的特點，與張炎的這一論述有直接聯系。然而他更指出，蘇詞“曠在神”，姜詞“曠在貌”，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這條詞話的重點又在于向張炎的論述表示異議，其用意最終落實到對姜夔詞的批評。姜夔填詞重視“清空”的風致，同時他又大力提倡雅詞，強調按腔隨律，對音律有嚴格的要求。填詞過于突出雅言和音律因素，其結果難免收斂聲情，未能盡暢地吐露心緒，使“清空”帶上明顯的人工安排的痕跡。姜夔詞不如蘇軾喜慍真率、姿態橫生，與這有關。王國維批評姜夔詞雖然疏曠，可是徒有其貌，未具其神，主要正是著眼于此。他用王衍的故事形容姜夔詞“曠”在貌不在神。《世說新語·規箴》載： 王衍雅尚玄遠，口未嘗言錢字，妻子想試試他，故意讓人將錢繞床散在地上，使他無法行走。王衍早上醒來后驚喊：“快把阿堵物取走!”“阿堵”是六朝人口語，意猶這，“阿堵物”指錢。然而王衍又是善于謀算的人，史稱他曾營三窟，以為躲禍避難之計。王國維以為，王衍只是一個偽君子，姜夔詞貌似“清空”，其實矯飾，恰如王衍表里不一，“所以可鄙”。對于詞的“神、貌”關系，王國維尤其重視“神”，他說：“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初刊稿”第三二條)他認為蘇軾“曠在神”，姜夔“曠在貌”，由此顯出二人高低。這意見有一定道理，不過他在批評中，又不免夸大了姜夔詞的缺點，得出的否定性結論也嫌過甚其詞。其實，姜夔詞之所以形成清空、疏曠的特點，正是以詞人精神超卓拔俗為根本的，所以，可以說姜夔詞與蘇軾詞相比，具有不同的清曠之“神”，而不能說徒有清曠之“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