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后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于小儒乎?
雖然,使后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愿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后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選自黃宗羲的政治性專著《明夷待訪錄》。該書對封建時代的君、臣、法、學校科舉、兵制、田地財賦制度以至下級官吏等都作了一番推究,充滿民主啟蒙思想,對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產生過極大影響。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說:“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本文是一篇政論文。“原”是推究本原之意,“原君”就是推究怎樣做君主的道理。大致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一、二、三自然段)首先從追溯上古時代開始,從時間上進行推原。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于是“公利”無人興,“公害”無人除,這時候如有人出來,以一己而利天下,以一人而任天下勞,那就是國君。上古時代的國君其實只有千萬倍的勤勞,自己無利益,這就“非天下人情所欲居也”。這是全篇立論的出發點。按照作者的看法,為天下任其勞,這是上古時代國君的真正職分,所以古人不但無人爭做國君,相反倒是設法逃避。文章又舉古人之例加以說明:許由等避之唯恐不速,堯舜做了國君也要千方百計禪讓,大禹迫不得已才只好做國君。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議論相當透辟。戰國時期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兩人所論正是同樣的觀點,但《原君》除論述古代君主的勞逸外,還論到公私、利害等諸方面,由此生發出進一步的議論。這一部分,重在推究做君主的道理。
第二段一變而為論述“后之為人君者”,由說古變為論今,與第一段形成鮮明對比。現在的國君“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于是大施淫威,以權勢壓天下,“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目的全在于“逐利”,與古代的君主真有天壤之別!國君“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只想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所以弊端百出。文章舉漢高祖做皇帝后居然傲慢地稱“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的例子,表現了對國君盡失做國君之道的否定。通過古今的鮮明對比,尖銳指出了現在國君的有失做君之道,大膽地作了是古非今的論斷。
第三段,文章緊接著分析古今國君不同的原因。古之國君“以天下為主”,自己為客;今之國君變客為主,自以為天下主宰,于是天下慘矣!“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為所欲為,處處顯示自己的主子身份!天下產業既得,就要它生利息,于是更極盡“敲剝”之能事!文章描述了今之君主的一系列行為,活畫出當時的暴君嘴臉,這正是后來許多君主的典型形象。作者更以大膽的筆觸表達了有這樣的君不如無君的觀點:“向使無君”,人還可各得其利,有了國君,天下都成為國君的產業,天下人也就形同國君的奴隸,毫無主權了。文章第一部分從推原做君的道理始,逐步展開議論,將鋒利的解剖刀指向最高統治者,深剖了他們的丑惡靈魄。
第二部分(四、五自然段)改換角度,重在向君主提出告誡,帶有強烈的諷喻色彩。
第四段,文章以駁斥為主。古人“愛戴其君”如父如天,今人“怨惡其君”似寇似仇,“名之為獨夫”,一班小儒卻仍然認為“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叫人恪守君臣的名分,俯首帖耳聽命于君,甚至象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還認為湯、武不該誅之,以至有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的傳說。照小儒看,國君永遠至高無上,百姓卻如“崩潰之血肉”,與“腐鼠”一樣微不足道。這一段議論,激昂義憤之情溢于言表。君權問題是個危險的話題,所以文中議論點到即止,引而不發,字里行間有豐富的潛臺詞。將小儒們駁得體無完膚后,意味深長地設問道:“豈天地之大,于兆人百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天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為何一定要受轄于一人一姓?言外之意不是十分清楚嗎?這樣寫,避免了直接寫出國君可以推翻的字面,更顯得發人深思。文章充分肯定伐紂的武王是“圣人”,孟子稱武王伐紂不是“弒君”,而是“誅一夫”,是“圣人之言”,指斥君主“至廢孟子而不立”,具有強烈的民主思想,又具有借古諷今的特點,借桀、紂之例,含蓄地對君主提出告誡。
第五段,文章欲進故退,首先退一步提出假設:“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接著立刻否定了這一假設。既是產業,那么就人人欲得,個個千方百計攫取之。君主“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請問,一人之力,能敵所有的天下人嗎?君主勢必如日日坐于火山口上!這段議論,具有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不由人不信服!接著,文章再舉歷史事實,以增強說服力。宋順帝臨難哀嘆:“愿世世無生帝王家!”明崇禎帝臨難時沉痛地對公主說:“若何為生我家!”古代帝王的悲慘下場,還不足以為當今君主誡嗎?于是自然而然回到“君之職分”的議論上來。明白為君之職分,則“人人能讓”,君位自安;不明白君之職分,則“人人可欲”,君位岌岌可危!以“俄頃淫樂”,卻要換來“無窮之悲”,這是多么不值得啊!議論君之職分,與前文推原做君主的道理遙相呼應,顯示了結構的嚴密緊湊。
《原君》一文既注重事實論證,又采用邏輯推理等理性分析方法,富有哲理,具有很強說服力,同時也注意以情動人,帶有強烈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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