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廣陵鄭超宗圃中忽放黃牡丹一枝，群賢題詠爛然，聊復效顰遂得四首》詠牡丹詩鑒賞

錢謙益

其一

玉鉤堂下見姚黃，占斷春風舊苑墻。

但許卿云來側畔，即看湛露在中央。

菊從土色論三正，葵讓檀心向太陽。

作貢會須重置驛，軒轅天子正垂裳。

其二

鄭圃繁華似洛陽，嶄新一萼御施黃。

后皇定許移栽植，青帝知誰作主張。

梔貌花神刊譜牒，檀心香國與文章。

若論魏紫應為匹，月夕依稀想鞠裳。

其三

一枝紅艷關沈香，道貌文心兩壇場。

富貴看誰夸火齊? 妖嬈任爾媚青陽。

開尊正愛兒色， 拂檻偏憐杏子妝。

此是鄭花人未識，無雙亭畔為評量。

其四

繡轂春風羨洛陽，小闌何意見維揚。

十里珠簾回燕賞，萬花紅燭換風光。

竹西歌吹雷塘路，夢里華胥日正長。

如果說，欣賞梅、蘭、竹、菊一類花草是從屈原美人香草的傳統而來的，溶入了中國傳統士大夫比較獨立、清高的人格意義，而欣賞牡丹則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審美理想，溶入了傳統文化中共同的希冀富貴、繁榮、國泰民安、春意盎然的思想、在歷史上唐代是繁華富庶的時代，也是極賞牡丹的時代，所以對牡丹的欣賞，也是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這是牡丹花的文化意蘊，也是理解這四首詩的關鍵，更何況黃牡丹的顏色又是中國文化中的正色，詠黃牡丹的詩就自然圍繞著以上的含義吟唱了。

第一首詩中，詩人寫出了黃牡丹的高貴。“姚黃”據宋代陸佃的《埤雅》記載，是出于民間姚家的黃色牡丹。第二首詩中的“魏紫”據同一書記載，是出于民間魏家的紫色牡丹，都是珍貴的品種。“菊從土色論三正，葵讓檀心向太陽”一句是指黃牡丹有菊花般的正色——黃色，有葵花般的淺紅色花心，而這種色彩又與太陽有關，如此高貴的花只允許爛漫的“卿云”做伴，花中包含著孕育天地精氣的“湛露”，開放在春天這個最好的季節里和玉鉤堂下這個典雅的環境中。這無論如何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是吉祥的征兆。詩人很快把這種吉祥聯系到國家安定富庶的意義上。于是他翻用了“置驛貢花”這個典故。據蘇軾《仇池筆記》記載：“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貢洛花，有識鄙之。”但詩人在這里卻認為可以重新置驛貢花，原因是“軒轅天子正垂裳”，花的開放是與理想社會聯系在一道的。這雖然有粉飾太平之嫌，但也反映了作者當時的生活或是一種理想。

第二首詩中，詩人把鄭家花圃中的黃牡丹比作唐代洛陽城中的黃牡丹，據《洛陽花木記》“元豐初，應天院神御花圃中，忽變此一種，因目之為御袍黃。”“御袍黃”無非是最正宗的黃色了。而這黃色不僅和皇帝的御袍一樣，還與皇后及貴婦人春天穿的黃色服裝一樣。《周禮》中說“鞠裳”是九嬪及卿妻的服裝，“其色如桑葉始生，又謂黃桑服，春時服之。”如此名貴的花在廣陵鄭家的花圃中開放，一定是得到土地神“后皇”的同意的，而春天之神“青帝”又知道這是誰的主意呢? 這樣的“國色天香”，花神自然將它刊入譜牒，花香國中也有文章流傳，與之匹配的，與其是魏紫這種牡丹，倒不如是鞠裳了。總之，這首詩也是極寫其高貴與奇特。

第三首詩寫鄭圃黃牡丹的獨特性，或者說是詩人對黃牡丹的偏好。先將她同紅艷的花相比，盡管紅艷的牡丹有道貌文心，比“火齊”這樣的珍寶還貴重，在春天里盡情呈現妖嬈的姿態，但詩人在飲酒之時，拂檻之際，卻偏愛看鵝兒色、杏子妝一般的黃色花兒。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她獨特。詩人為寫其獨特，將她同廣陵的瓊花聯系了起來。廣陵的瓊花又叫玉蕊花、鄭花。天下獨有一株，歐陽修做揚州太守時曾經作無雙亭觀賞瓊花。(據《玉蕊辯證》)所以詩人很機智地用了這個典故，也暗合了花圃主人的姓氏。寫黃牡丹的獨特性倒溶入了作者的一點自賞意識。

既然洛陽的黃牡丹依照后皇的意旨移植到廣陵鄭家，那她也是揚州繁榮富庶的吉兆。詩人在最后一首詩中由黃牡丹寫到了揚州的繁華。在歷史上，唐代和詩人生活的清代是揚州最繁華的兩個時期，代表唐代繁華的洛陽牡丹開在揚州，正是揚州繁華的象征，難怪要使得仙人們“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也引得神女停駐香車觀賞一番。這牡丹盛開的揚州，卷上珠簾也看不盡十里春風、詩酒流連、萬花簇擁、紅燭高照的美景，這竹西佳處的雷塘路上，絲竹歌吹不絕于耳，這情景有如《列子》中記載的黃帝夢中游歷的華胥氏之國，是一個自然、美好的理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