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心中的摯友

1988年12月19日，全國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因病逝世。他與病魔斗爭了半個多世紀，在孜孜不倦的辛勤筆耕中，寫下了大眾化科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高士其從事科普創作生涯，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著密切的關系，這里面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930年秋天，高士其留學歸國。由于在美國學習期間，一次解剖實驗不慎感染了病毒，造成難以治愈的后遺癥，使他手腳行動不便，但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智力、聰慧和報國熱忱。

高士其先在南京中央醫學院找了一份工作，卻因為看不慣那里的貪污腐敗行為，又不愿同流合污而辭職。后來到上海，本想謀求適合自己做的事情，不料處處碰壁，許多人擔心他的病會傳染，根本不見他，更談不上幫助他。高士其只好東搬西挪，過著亭子間貧病交加的生活。

正陷入一籌莫展的困境之中，高士其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李公樸先生向他伸出了熱情之手，并把高士其介紹給了陶行知。

這時是1932年，陶行知剛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組織發起“科學下嫁”活動，向人民大眾廣泛宣傳通俗科學知識，辦有自然學園，組織編寫兒童科普讀物。

當他在李公樸的住處遇到了高士其，聽完李公樸的陳述，心里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回去后他和朋友們商量說：“像高士其這樣一個為科學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設法使他學有所用，不要埋沒了這個人才。”

幾天后的一個傍晚，陶行知把高士其接到了自然校園。從此，不僅改變了高士其的境況，更重要的是在高士其眼前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高士其住在這里，生活有了保障。他上午看書、查資料，下午寫作，編寫《生活衛生活頁指導》。高士其經常把寫好的作品拿給陶行知看，陶行知則鼓勵他用通俗的語言闡明科學道理，讓人民大眾能夠看得懂。

陶行知說：“寫文章就是寫話，要用口語才好。”高士其不但銘記著陶行知的諄諄教導，而且思想感情也轉向到熱愛人民，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方面。

這期間，陶行知還邀請高士其等人一起創辦了一所兒童科學通訊學校，旨在造就科學的兒童與科學的民眾成為科學的民族，以適應科學的世界。

高士其經常到陶行知家里聊天，家里人待他十分熱情，使他感到心里暖融融的。這時，高士其用了陶行知資助他的錢買了參考書，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微生物大觀》這部著作。陶行知為了讓高士其有更多施展才華的機會，到處奔波，為他開墾新的天地。

抗戰以后，高士其從上海奔赴延安，又從延安到了重慶。他受到黨中央無微不至的關懷，毛主席、周總理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親自過問和安排他的生活。

陶行知這時已在國外，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救國主張，并于1938年8月回國，之后在重慶創辦育才學校。

1939年夏天的一天，陶先生抱著西瓜去看望高士其，久別重逢，喜出望外。當陶行知看到高士其病得相當嚴重，卻依然堅持不停地寫作時，深為他的毅力和精神感動。

不久，由陶行知組織發起的“搶救高士其”募捐活動在重慶市內開展起來，一共募捐到一千元，讓他到香港治療，接過這錢，使高士其激動不已。在黨和陶行知的幫助下，高士其赴港就醫。

許多年之后，高士其在回憶這段往事時這樣說道：“在那吃不飽，餓不死的關頭，陶先生不但自己關心幫助我，還動員許多朋友來關懷和幫助我。”高士其在港治療期間，不斷收到陶行知的信，封封熱情洋溢，稱贊高士其的科學小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勞動大眾的需要，是祖國人民的需要。當時上海出版了他的日本科學小品集——《我們的抗敵英雄》、《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細菌大菜館》，陶行知馬上寫信把這好消息告訴了高士其。

新中國成立以后，高士其成了受人尊敬的科學家、作家和詩人。然而、不管歲月流逝，風霜雪雨，高士其始終沒有忘記陶行知先生給予過的指導和幫助，心中永遠珍藏這份真摯的友情。在古稀之年，他曾兩次拿起筆，表達對陶先生深深的崇敬和懷念之情。如今，這份墨寶珍藏在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