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耳忠言更利行

忠言不一定逆耳

逆耳的也不一定都是忠言

良言一句三冬暖

“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這是很多年來人們用以啟發一個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來自方方面面批評、指責的一句話。單分析這句話本身，就發現有不少的問題。比如前半句，“良藥”是否都苦口?凡苦口的，就一定是良藥嗎?這恐怕得兩說。中醫講“辨證施治”，連感冒也分風熱感冒和風寒感冒，黃連一類苦口的藥并不能包治百病。倘以此推之，忠言是否必須逆耳，逆耳的是否肯定就是忠言，也就不辯自明。此外，作為制造“忠言”的人，既然知道忠言有“逆耳”之弊，為何不換個角度思考一下呢?“利于行”的忠言，并不是必然得“逆耳”的，為何不使人高高興興地接受順耳的忠言呢?

愛聽好聽的話，愛聽順耳的話，是人之常情。據有個叫卡耐基的西方人分析，這是人性的弱點之一。自己看別人，是如此;而別人看自己，又何嘗不如此?所以，要使被批評的、被說服的對象接受忠言，就必須努力使忠言“順耳”。批評，其實也是一門學問，是一門藝術。這門學問和藝術中，包含著高超的技巧、手法。總不能冀望于人人都具備唐太宗似的寬廣胸懷和容人之量吧!唐太宗之度量，史家均認為得益于不忘隋亡之教訓。還有，李世民也并不是時時處處都總愛聽逆耳之忠言的。有好幾次，那個大著膽子，將腦袋掛在“褲腰帶”上的諫臣魏徵，都因犯顏直諫而使千年難有的“明君”龍顏大怒而險些獲罪，若非有諸如長孫皇后之類的“好人”替他老兄“擦屁股”、找臺階，他也許早就成刀下鬼了。所以，對“太宗之度”和“魏徵之直”在歷史上這段千古佳話，也不要迷信太深。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應當記住，聽“良言一句”，也許三冬都“暖”，而“惡語傷人”，六月也“寒”。那被批評者，或被說服者，家中并不總有長孫皇后似的賢妻，這既是古訓，更是現實。

制造順耳之忠言是一門藝術，要學會制造順耳之忠言。一個人要在社會上健康快樂地生話，對語言的表達方式，接受者的性格特征、胸懷寬窄，乃至于接受者的文化素質、理解接受能力，都應該有清晰的了解。同時，把握恰當的表達時機也很重要。技藝純熟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既然是與人為善，與事業與國家為善，多動點心思，多作點準備，以期獲取最好的結果，那也是利人利己的好事。后世有人譏諷魏徵是愚忠、愚直，甚至有人譏諷魏徵以犯顏直諫“彰君之惡”博取自己忠直之名，“若非遭遇明主”，必不得善終。這肯定是冤枉魏徵了。從史籍可見，魏徵為人確實忠直敢諫，且有知君之明，知道唐太宗需要的是什么，故其所為其實頗合“時尚”。至于后世倒確實有不昧時勢、一味以直諫來賭生命和聲名者，頗不足效法。

學會用順耳忠言制造和諧的人際關系。人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活。在一個組織、一個團體內部，要被周圍的人了解、理解、接受并進而贏得別人的尊重、擁戴，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充自己的影響力、威信，應當注意：以順耳忠言幫助上級和同事，求得事業的成功和發展;以順耳忠言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不致被視為異端、另類和怪癖，減少工作中的阻力。無論是大而言之還是小而言之，無論是于國于民于己，以順耳忠言待人處事，上可維護國家和民眾的利益，求得社會的良性和諧發展，中可保持團隊的和諧平安，下則可為自身規避許多不必要的風險。在如今務實求真的大環境下，做到這些并非難事，何樂而不為?何必定要如伍子胥一類，懸首吳門，而又于事無補?明事理、懂是非曲直的人，何必非要去效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