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經(jīng)》曰：“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這是拉開春秋大幕的故事。講完這個故事之后，《左傳》自作解題說：“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這種史官用字的精微，蘊涵一字褒貶的書寫之法，被美譽為“春秋筆法”。這場從莊公出生一直到戰(zhàn)勝了弟弟段及其母氏力量，延續(xù)了二十多年的宮廷內斗，被濃縮在隱公元年之中。《春秋經(jīng)》僅僅載錄了九個字“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洋洋灑灑，娓娓道來。因其精彩的人物塑造及其寓褒貶于敘事的寫作風格，受到了歷代選家的推崇。從《古文觀止》到近來通行教材，比如《歷代文學作品選》《古代漢語》等也都選了這一名篇。自唐宋以來，“文章點評學”日興，它自然也成了名家評點的對象。近代學者吳闿生有《左傳微》就是一種代表性成果。在讀書、教學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名篇文本中尚有幾處細節(jié)并不為前賢所評說，特為此文略作分析。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一個“初”字（ “初”載于《說文解字》，曰：“始也。從刀從衣。裁衣之始也。”可見，“初”是裁縫工作的經(jīng)驗積累而生發(fā)出來的“開始”的抽象義。《說文解字》又說：“基，墻始也。從土其聲。”段注說：“墻始者，本義也。引申之為凡始之稱。”段說，是。這里的“其”是盛土工具“箕”的初文。可見，“基”是建筑工作得到的經(jīng)驗。還有“始[胎]”“頭”“足”“權輿”等表示“開始”義，今暫不展開。總之，經(jīng)典用字極為古遠，品讀起來極有文化內涵），可見史官開講這段故事的氣定神閑。如果要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它好像在說：哥倆的這場大戰(zhàn)還是要從頭開始說起，那一年英武帥氣的武公娶到了申國的女子，等等。我們也可以模仿說書人的口吻，把這個“初”字的味道翻譯出來：“話說當年，鄭武公娶了申國的漂亮女子”云云。我們可以想象一群弟子圍坐在經(jīng)師身邊聽這段故事的樣子來。其文簡，其意豐，《左傳》文字藝術就表現(xiàn)在這些細節(jié)上。

細心的我們還發(fā)現(xiàn)：這個“初”字又見于故事的結尾處（“母子如初”），兩個“初”字一前一后形成了一種呼應。這是一種巧合，還是史家筆法的“故意為之”呢。我們不必刻意去考證它，就去慢慢體會這兩個“初”字形成的文本張力吧。莊公步步為營，終于置弟弟段于不義，終于成功地收拾了弟弟及其他們的母親，并發(fā)下毒誓。這場宮廷大戲終于可以勝利落幕了。可是，道德家出現(xiàn)了，狗尾續(xù)貂式地平添了一個“純孝”的結尾，消解了鄭莊公作為政治家的冷酷、陰險與不仁。這讓我們很是不爽。還好《左傳》敘事的細節(jié)還是讓我們看到了文本敘事的尷尬，道德家說教的不誠。真的要謝謝封人潁考叔的妙計（ 姑且相信潁考叔是主動，不是被動的去幫助莊公。這中間沒有其他諸如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既而悔之”[“既而悔之”是個熟詞，《左傳》多用。比如又見《桓公十年》。這里要說的是：莊公是真的內心愧悔，還是迫于輿論壓力呢，還是要擺一個“以孝治國”的政治姿態(tài)呢。古書闕如，留給了我們無限的想象空間。《老子》所云“六親不和有孝慈”之說的內涵也在這個想象空間里呈現(xiàn)出來了。“既而悔之”吳闿生《左傳微》點評曰：“轉出波瀾。”其說或可參。（見《左傳微》，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7頁）]的莊公終于和母親完成了“黃泉相見”，當然是其樂融融。可是，接下來文本記錄的四個字“母子如初”是那么讓讀者感到不舒服。我們不禁要問：這對母子又如何回到過去呢，“如哪個初呢”？故事顯示：莊公一出生就驚嚇了母親。其母更是任性，干脆給新生兒取名字叫“寤生”（難產(chǎn)兒，從黃生說。）好不容易長大，登基之后還要和弟弟段在王位上賽跑，“母子如初”成了一種刺目的美麗結局。這就好像魯迅《吶喊自序》說的添在墓頭上的“花環(huán)”。

《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更早的類似表述見于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儒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它是古典的傳承者。孔子晚年手訂五經(jīng)，就是在文獻增刪改等整理過程中把儒家的觀念滲透到文本中去的。這就是“微言”[《漢書·藝文志》說：“孔子沒，微言絕。”本文認為：這里的“微言”（師古注說：“隱語”）即是孔子在整理五經(jīng)過程中寄寓在古典文本之中的精微之言]，這就是“春秋筆法”，所謂經(jīng)也。左氏傳述《春秋》就把蘊育在經(jīng)文中的大義轉述出來，即所謂傳也。古訓有“傳，轉也”之說。孔子建立起來的種種文化觀念諸如“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等等，都為后人所繼承和發(fā)展。比如“疏不破注”就是“述而不作”的一種表達。可以說，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傳古”工作保證了中國古典文獻的系統(tǒng)而完整得以代代傳承，這或是中國文化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內因之一。

如何實現(xiàn)儒家“明教化”的功能呢，在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看來，最為重要的辦法就是要確保一個穩(wěn)定的家國倫理秩序，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從這個意義上看，《論語》等典籍所錄孔子要恢復周禮的努力，可以理解為對這種禮樂文明所代表的家國倫理秩序井然的迷戀。“不復夢周公”“克己復禮”等說法，也可以在這個視域中獲得確解）。所以，“鄭伯克段于鄢”這個故事，《左傳》在敘事之中，不斷地滲透儒家意志，來貫徹它的教化功能。“既而悔之”“母子如初”、最后“君子曰”，以及引《詩》，等等，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意志滲入的印記。從中，我們可以見出儒家的良苦用心。這些“用心”痕跡讓我們看到了從史官作“春秋”到左氏述“左傳”這個過程中儒家意志的“如影隨形”。比如，我們再看看本文儒家對《詩》的征引細節(jié)。文章最后引《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左傳微》錄范彥殊評點說：“不容其弟，反以錫類稱之，正深刺之也。”范氏評論，極是。“君子曰”是《左傳》的一大重要體例特征，學界一般認為它是借助“君子”之口進行道德等評論。對于“鄭伯克段于鄢”這一場“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弟不弟）的一場“歷史”故事，“君子”又該如何評論呢？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可以“君子曰”的評論，正如“母子如初”一樣，又一次消解了史官記錄“事實”的批判力量，而歸入了“溫柔敦厚”為特征的道德教化。值得一說的是，歷代選家都省略了因為這場大戰(zhàn)“公孫滑出奔衛(wèi)”“衛(wèi)人為滑取廩延”等等記錄。又《隱公二年》專門記錄了“鄭人伐衛(wèi)”討公孫滑之亂這件事情。這是歷代文選所不錄的，可以說，這是《鄭伯克段于鄢》故事的重要“尾巴”，不可不深察也。這個“滑”正是“共叔段之子”。這些后續(xù)故事同“潁考叔”“施及莊公”“孝子不匱”等文本細節(jié)構成一種張力，更彰顯了莊公的“陰險”“不慈”，也可以見出“儒家意志”在這個名篇中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以說，道家等批評儒家多立足于是。

[本文為中國博士后第62批面上資助項目（2017M622496）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重大項目（17ZDA241）子課題負責人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井岡山大學文學院 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