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古今小說序》

《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作者署“綠天館主人”，亦即馮夢龍。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耳猶、子猶。已知別署有龍子猶、顧曲散人、墨憨齋主人等。明長州(今江蘇蘇州)人。他是明代后期著名的通俗文學家、小說家和文學編輯家。他編輯出版了有名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還編輯出版了多種民歌集、散曲集、筆記小品集。加在一起，共有五十多種著作，對于明代的小說、戲曲和民間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是我國古代一位著名的文學家。

馮夢龍編輯的“三言”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各有一篇序，分別署名“綠天館主人”、 “無礙居士”、“可一居士”。據今人考證，這三個名字都是馮夢龍自己的化名。他在這三篇序中，發表了他對小說美學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特別是他關于小說的通俗化的看法，對后世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三篇序，也是小說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章。這三篇序，雖然相互關聯，但又各有重點。

《古今小說序》的顯著特點，就是以文學發展的眼光來概述古今小說流變的歷史。本序實際上把中國小說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始于周季”以后， 二是“盛于唐”，三是“浸淫于宋”， 四是“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的時代。這種劃分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因為它基本上是從小說發展的實際出發的。在這里，他著重分析了唐宋傳奇與宋話本的不同特點。唐傳奇是出于“文人之筆”，所用的語言是“選言”，士大夫聽了能“入于文心”;宋話本是“說話人”的作品，所用的語言講究“通俗”。老百姓聽了能“諧于里耳”。在分析中，作者強調了小說的通俗性。這是因為“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只有通俗才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同時，只有通俗，才能收到“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的強烈的藝術效果，使《孝經》、 《論語》等望塵莫及。 這種觀點，與《醒世恒言》中指出的“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辭或傷于藻繪”是完全一致的。

主張小說必須通俗，是馮夢龍的小說美學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點。他的這個主張，是同他對于小說的社會作用的看法聯系在一起的。馮夢龍認為，小說發揮其社會作用，就必須使廣大群眾受感動。而為了感動大眾，小說就必須通俗，必須適應群眾的審美需要、審美趣味和文化水平。他所說的“里耳”，就是“俚耳”，也就是民間的、市井的、老百姓的審美要求。馮夢龍認為宋代話本小說和唐人傳奇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能適應這種民間的、市井的、老百姓的審美要求;而后者只能適應少數讀書人的審美要求。

馮夢龍在這里指出了小說藝術的一條重要的美學原則和美學要求，對于封建社會的傳統美學原則和美學趣味是個突破。和他同時或稍后，在戲曲方面也有人鼓吹同樣的主張。如清初的李漁就說得更為明確。他在《閑情偶寄》中強調戲曲必須通俗， 必須“顯淺”、“明爽”， “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

這種通俗化的主張，反映了日益壯大的市民階層對于藝術的要求，在當時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就是今天，這些主張對于正確地解決小說、戲劇的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也還是有它的參考價值。

中國古典小說美學是從明代中葉以后發展起來的，從其開端伊始，就有一個很鮮明的基調，即主張小說要適應廣大老百姓的審美要求，要為廣大老百姓所喜聞樂見。這個基調當然有它的時代內容和時代特點，但是就它強調小說藝術要面向社會生活和面向大眾這個基本傾向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健康的美學傳統，是值得我們今天在新的基礎上加以繼承和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