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其

《水經注》四十卷，記載我國古代河流分布的情況，以及與山河有關的人物史跡、傳說謠諺、名勝異產等等，是一部富有史學和文學價值的古地理書，作者酈道元。

酈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長，范陽涿鹿(今河北涿縣)人。生活在北魏時期，官至東荊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職，著有《水經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和其它一些文章，但流傳下來的只有《水經注》一書了。史書上說他少年時就有“訪瀆搜渠”的興趣，他好學不倦，“歷覽奇書”，有關古代地理的書籍，如《山海經》、《禹貢》等等都仔細閱讀。當時流傳有一部《水經》，他讀后認為過分簡略，缺乏旁通，所以決意為《水經》作注。他搜集了豐富的資料，總計所引古書達四百多種，尤其是一些有關地理方面的書，從古代的《禹貢》到離他較近的《佛國記》，還有晉僧道安的《水記》(記四海川水之源)、虞江雍的《江記》、《漢記》等等，皆摘采其中精華。更難能可貴的是，酈道元親自進行實地調查，尋訪古跡，追源溯流。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治學態度的嚴謹。

《水經》原書內容簡略，所記河流水道僅一百三十七條，道元作注時，補充記述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將近增加十倍，注文更多，如經文“(河水)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一句，注文竟達六千多字，引書十幾種，并且反復比較考證。

《水經注》記述了這么多河流，對我國現今各省的主要河流，如山西的汾水，山東的濟水、汶水，河南的汝水、潁水，河北的易水，陜西的渭水，湖北的沔水(即今漢水)，湖南的湘、資、沅、澧諸水，都有詳盡的記載，是考查古代水道演變的重要資料。

《水經注》的史學價值很高，還不止于以上這一點。因為它不限于條列河流水道和河流山脈的位置關系，并且“即地以存古”，以山川自然條件為聯系，扼要地敘述各地的史跡沿革，包括城市建置、經濟建設以及政治軍事活動等等。記述了一些民間的歌謠、諺語、方言和傳說，是研究當時社會情況的極好材料。又保存了不少古代佚書和佚史，并且采錄了漢魏時不少碑刻。例如，卷十四鮑丘水下所附高梁水條，引用了公元295年(晉惠帝元康五年)立的《劉靖碑》，該碑記載說，公元262年(曹魏元帝景元三年)修的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含潤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余頃。”這樣詳實而具體的記載，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而《三國志·劉靖傳》的記載：“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相比之下，就不夠具體了。又例如，卷二十九比水條下，記述了樊宏在湖陽的一個田莊情況：“能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luó羅)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這是一個自給自足地主田莊的具體生動描繪。另外，他親自調查過的地方，更是記得格外詳細生動，有一些是十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例如，他游渭水滋泉時，訪問過姜太公的居室和垂釣的地方；在易水條下記了燕下都的地址；在谷水條下記了東漢太學的舊址等等。這些對考古和歷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酈道元的《水經注》與其說是為前人注書，不如說是自己的創作。不過，由于他生活在南北分裂時期的北朝，對南方的地理形勢不易全面掌握，所以本書有“詳于北而略于南”的不足之處，但是他畢竟同樣地記述了南方的山川河流。由于他寫作態度比較嚴謹，他的記載一般是比較可信的。

酈道元不僅被稱為地理學家，也被稱為文學家，《水經注》中有不少段短小精練的游記小品，對后代文學家有不小的影響，如李白、杜甫的詩篇，柳宗元的山水游記等，都曾從《水經注》中直接吸取過藝術素材。

《水經注》在長期流傳中脫誤嚴重，從明代開始就有人研究它，到清代，用力于本書的學者不下二三十家，成了一種專門學問，名之曰“酈學”。早期以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功力最深。全祖望有《七校水經注》。趙一清著《水經注釋》，根據全祖望的說法，指出《水經注》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寫不明，經其重加厘定，并考補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條水道。戴震借參加編修《四庫全書》的機會，據《永樂大典》本作詳細的校勘，補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清末，王先謙匯合各家之說，著成《合校水經注》。最后是楊守敬的《水經注疏》和《水經注圖》。楊守敬原想寫成《水經注疏》八十卷，但沒有寫完就去世了，后來是由他的學生熊會貞完成的。楊守敬在世時，曾摘取疏中要義刊成《水經注疏要刪》四十卷和補遺一卷。八十卷的《水經注疏》解放后才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集大成之作。但是，研究《水經注》的工作仍有很多可做。比如，注中的地名都還沒有考釋。又如，其所引用的書一百多種，大部分已成佚書，可以做輯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