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原文與賞析

杜 甫

軒轅休制律，虞舜罷彈琴。

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圣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

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

故國悲寒望，群云慘歲陰。

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

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滯淫。

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鸮禽。

興盡方無悶，愁來遽不禁。

生涯相汩沒，時物正肖森。

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

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

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

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

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

十署岷山葛，三霜楚戶砧。

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吟。

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

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

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

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

瘞夭追潘岳，持危覓鄧林。

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

卻假蘇張舌，高夸周宋鐔。

納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崟。

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

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骎骎。

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

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

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畏入千里井，問俗九州箴。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

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這首詩是公元770年冬，杜甫北歸，離開長沙往岳陽，途經洞庭湖時，于船中所作。由于此詩涉及杜甫死因的一段公案，故歷來頗有爭議。現代學者一般認為： 這首五言排律是杜甫的絕筆。《明皇雜錄》、《舊唐書》、《新唐書》以及郭沫若先生的 《李白與杜甫》等，均持與絕筆說相左的觀點。

杜詩無一字無來歷。這首五言排律大量用典，特別是詩中較多地引用老，莊等道家經籍、典故。作為杜甫晚年的一篇重要作品，在本詩中沒有一處引用佛家典故，或流露出佛家的思想情緒。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一標題，是全詩內容的綱。集窮、老、病、衰于一身的老杜，流落他鄉，郁上寡歡，百感交集，伏枕書懷。在這首長韻中，他徐徐傾吐自己感懷世事與身世的悠悠之情及其憂愁、哀怨心境。“風疾”：為一種頭痛癥。“伏枕”二字，經蕭滌非先生研究，認為：杜甫有不少以述情、遣懷、詠懷、寫懷等為題的詩，但加上“伏枕”二字的，只有這一首。可見，臥床賦詩并非杜甫的習慣，而是不得已為之。抱病伏枕于漂泊船中，即便是情有所發，景有所感，也大可不必采用 “五言排律”這種艱澀、規矩的詩體。顯然，作者另有用意。我們知道，唐是以詩取士的。參加進士考試者，往往要按規定用五言排律的體裁賦詩一首，以示朝門的高雅與嚴肅。杜甫慣于用這種詩體撰寫贈詩，表明他尊從當時的社會風氣、鄭重其事地來表達自己對“奉呈”對象的敬重之心。這，是對當時上流社會行為規范的一種高度認同。當讀到詩的結尾處：“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時，賦詩初衷，始露端倪。絕筆一說的得要依據之一，也在于此。浦起龍注曰：以是詩為絕筆，玩其氣味，酷美將死之言，宜若所見。

全詩三十六韻，每六韻為一個自然段，共六段。每段尾韻兩句均為與下段內容有關的伏筆，用以勾勒段與段之間的聯系，并有疏通全詩通暢感的作用。依內容，這六個自然段又可分為三個部分，按詩的順序，每兩個自然段為一部分。

從“軒轅”句至“淹留冠上簪”為全詩第一部分。其內容正如全詩標題所示：“風疾舟中、伏枕書杯”。南方冷冬的水鄉：風濕水涼，生物枯沒。這種陰慘慘的景象，作為外在的自然生境，與殺機四伏、分崩離析的國勢、以及作者身心垂危的情緒交織、融合在一起，匯流于作品的詩韻之中。篇首四句從風疾著筆，抒發作者病痛時的所感、所見。軒轅黃帝制律，以調八方之風：至治之世，天地之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虞舜彈奏吾民之慍兮。“現在，軒轅、虞舜的國風已經聽不到了。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簡(竹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時至今日，已化為亂了陰陽的竹鳴，我這風疾，就像這個國家的運勢一樣，真不吉祥。因此，更傷了我這顆未死的心。“休”與“罷”，“錯”與“傷”四字，點出了本詩作者與國勢、寒冬的通感。“圣賢”、“舟泊”二句，運用了大跨度的比襯二古代圣賢們的英名是那樣久遠，而我卻顛沛流離、病情日異加重;小船停泊在東方，我常依偎在船舷邊，平靜的湖水使我這個不眠人得以見到西方報曉的參星。這是，比襯的意義在于：“圣賢”與“舟泊”同構，并同“病年侵”與“早見參”構成興盛與衰危的顯著位差。首段末四句，痛快淋漓地道出了作者有病態中更加懷念故鄉，積極入世的思想感情。“馬融笛”，馬融善吹笛”，有《長笛賦》。“仲宣”，有《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尾二句中“寒望”與“歲陰”四字點明了當時的季節，且與：“悲”、“慘”二字相呼應，體現詩人在深層結構的表達上已經將主觀的感情與客觀的季節融為天人合一的境界。接著，順勢鉤出下段舟中所見的景物。“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白黃色的草房，在洞庭湖水面的霧色中若隱若現。對岸紅而未盡的楓林襯映著背后層疊的蒼山。郁郁的冬日，濛濛的細雨。這段抒情小曲約基調，被“瘴”、“淫”二字，稍稍向下拉了一下。同首段以典通情、以情敘景的風格相反，這里則直接借景敘情。作者繼續饒有興味地觀賞看、感嘆著：咚咚的鼓聲不是祭鬼，是在圍獵，那被打中的可能是一只貓頭鷹。“興盡才無悶，愁來遽不禁。”借“才”與“遽”的反差順勢描繪出：生物相互壓迫，眼前一派肅殺的景像。作者寫景入情、繼而從情中導出對自己仕途的回憶：“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這令人疑惑的險惡仕途，至今仍使他頂著個“工部員外郎”的烏紗帽到處流浪，不得歸朝。這二句筆鋒一轉，收住了風疾舟中景情詠的潛流，回到世上，寫出自己四方“淹留”的原因，隨之轉入第二部分的正面敘述。

從“牽裾驚魏帝”至“三霜楚戶砧。”為詩的第二部分。內容似乎依然是在書懷，但實際上已經超出了書懷的范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些文字，道出了他“乾坤一腐儒”的本質。瞻前顧后，左右不能逢源。在垂危之時，一心向往道家：返淳還仆的切膚體會與情感。屢萌出世之心，無奈為俗緣所累。在將要走盡人生旅途的黃昏時刻，反思自己畢生宦海生涯：國破人危，壯志未酬。詩人含著在仕途與旅途中留下的血和淚，以婉轉低回反復慨嘆的語氣，對自己入世，出世都沒有獲得結果的悲劇提出了疑問和總結。并向自己 “奉呈” 的對象，宣布了對自己一生的否定性評價。進而，哀嘆自己求而未得的渴望： 像李白那樣，做一名道家思想的實踐者，以享受那怡然自得、逍遙自在的人生。可以說，這首詩是杜甫一生道家思想修養的一個句號。一個夕陽般的句號。“牽裾”二句，引用兩個典故，用來訴說公元757年，他為諫房琯罷相一事，觸怒肅宗而失寵被貶、羈旅半生的由來。接著，老杜對自己這種涉足朝政、奔波勞累的淑世行為提出疑問：“狂走終奚適”，并且，十分理智地意識到，在宦海沉浮中，自己不可能成為一名徹底的仕儒，“微才謝所欽”。繼而，詩人進一步表白自己居安樂道的氣節： “吾安黎下糝，汝貴玉為琛。”藜不糝，見《莊子·讓王篇》：“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糝，米粒。藜不糝，以藜這種野菜為羹而沒有米粒。“重重縛”、“寸口針”以上四句，將衣、食、用三個方面的貧困狀況都已經交待清楚。在藝術表達方式上則表現為層層對仗，天衣無縫。對此，詩人失聲道： 我的悲傷就像那憂國傷時仍瘐信可我的文才又不如那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我，就這樣滯蜀十年，留楚三年。以下承上段尾聯，敘述自己13年來，入世不成，求道天緣困境。由于做官“叨陪錦帳座”，所以，總是不能隨心所欲地放歌破愁絕。我們知道： 杜甫晚年雖然四處漂泊、遠離京都，但他始終是心系朝廷，執著人生的。盡管如此，他還是不斷地冒出：“返樸”、“陸沉”的愿望。當然，我們應當看到： 詩中對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更多的還是老杜暮年對道家理想狀態的一種追求——一種悔之晚矣的復歸感。返樸，《老子》，“還淳返樸。”陸沉，《莊子·則陽篇》：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即市中隱者。忘機，指不計較一切貴賤、榮辱。其實，杜之所以非道者流，這里也可略見一斑：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林。數粒食，張華《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四知金，《后漢書 ·楊震傳》：王密懷金遺楊震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無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這二句是說，自己為了糊口，不得不為了像鳥兒所需的那幾粒米，而接受別人一些清白的接濟，以維持生計。春草以一種春的象征也只能勾起思歸的情緒而已，桃花源一樣的去處更是無緣尋覓。

既然生、歸、往都不盡人意，那么只有像那蓬草一樣四處飄零，并且病體還要不斷地就醫吃藥。結果只是： “憂悄悄”、“病涔涔。”直至掩埋了早殤的幼女。瘞，埋葬。潘岳，西晉詩人，往長安途中，一子生數月夭亡。因潘岳在前，故曰： “追”。危難中，他是多么希望尋覓到夸父那根化做鄧林的手杖，以杖支撐著他渡過這世途的艱辛。這根手杖，實際上正是指杜甫奉呈本詩的對象：湖南親友。中腹這兩段顯然是全詩的主干所系： 反省終生、自撰定淪，托孤于后。絕筆味道，油然而生。

第三部分的五、六兩段又回到到現實中來，正面感謝湖南親友對自己的知遇、同情、與接濟的思惠。第五段文字在全詩中格調異常： 光彩照人，溫暖豐潤。這，正是詩人不得已而為之的難言之苦。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在生命垂危，頭疾發作時強顏賦詩的悲慘處境與心理狀態。蹉跎句，典出 《莊子·秋水》：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馀子學行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漢書 ·敘傳上》引 《莊子》，“學行”作 “學步”。后以 “邯鄲學步” 比喻摹仿別人不成，反而喪失固有的技能。“蹉跎翻學步”五字，一筆承攬一生：儒、道、佛一無所成。”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幸而遇到諸公 “知音”，明知自古圣賢多薄命，奸雄惡少皆封侯，但還要忠貞、“愚直”，痛感時事，直言不諱。在感激諸公的一片溢美之詞后，老杜不無感激地祝愿：你們能夠慧識像我這樣一個既愚且直的人，一定會得到蒼天的報答。“存愚直”三字，可謂道破天機。愚：本秀于林，礁出于岸。高潔而不隨俗。直，敢怒敢言，不肯沉默。你們能敬、能容這樣又“愚”又“直”，不應當生存的人存在，當然會受到“蒼天”的好報。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不應當存在的人，不會是儒家，也不會是道家。儒，道都是能夠適應中國傳統社會而生存的文化適應方式。顯然杜甫非儒，非道的本質在這里一覽無余了。如果稱之為道，那么他只是徒具道表，如果稱之為儒，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種“苦儒”而已。或者不如說，他不過是詩人之中的那種“詩儒”罷了。

末段讀來，遺囑味道更濃，在“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割據、動亂局面下，作者自知不會久留于人世，”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尸解，道家術語。這里用以暗示自己必死的命運。杜甫舉家奔波，已不免死于途中，不能像三國時的許靖那樣，妥善安排家人，固云：“力難任”。全詩末二句，為通篇的點晴之筆：想到自己死后，全家只靠那靠不住的“丹砂訣”，不覺淚如雨下。這，恰恰點明了全詩的初衷：希望親友們在自己過世之后，同情、可憐、照顧自己的家屬。

杜甫一生獨特的淑世行為，導致了他涉足仕途而不能逢源于仕途的悲劇。有很深佛、道修養的杜甫，卻從未涉足佛，道實踐一步，而僅僅將佛，特別是道的思想作為自己求仕不成聊以自慰，聊以開脫的借口和手段。當然。我們由此也可以更深地體會到他報國的愿望是何等忠貞、何等強烈。然而，這種滿腔熱血式的從政行為正是杜甫既生不逢時，又生不知命，從而也得不到善終的必然歸宿。

《風疾舟中》是杜甫悲劇一生中最凄涼、最悲壯，也是藝術上最嫻熟精美的一支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