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沒有家
但丁不得不離開家鄉。
三千萬人的內戰而漂泊
歐里庇德斯受到被控告的威脅
臨終的莎士比亞被人堵住嘴。
弗朗索瓦·維庸,找他的不僅是詩神
還有警察。
被稱為“可愛的人”的
盧克萊修遭到流放
海涅也如此,布萊希特
也逃進丹麥人的茅屋頂下。
(錢春綺 譯)
注釋:
但丁被判流放,一生沒有能再回佛羅倫薩。
古希臘悲劇詩人。克勒翁曾控告他相信異端學說,給他加上不敬神的罪名。
維庸是法國中世紀大詩人,曾多次入獄。
古羅馬詩人,長詩《物性論》的作者。
【賞析】
法西斯獨裁統治的上臺標志著德國民族進步的人道主義文學在德國本土的覆滅,而大批優秀作家流亡國外則昭示著德國文學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德國著名作家亨利希·曼在評價德國這段“流亡文學”時說道:“流亡包含有比所有在被壓服的國土上炫耀的一切更為寶貴的生活價值中的人性價值……偉大的德國人過去和現在都在與流亡一道存在,這同時表明: 這是優秀的德國。”
1933年2月末,在納粹炮制“國會縱火案”的第二天清晨,布萊希特和妻子離開德國輾轉來到布拉格,開始了長達15年的流亡生活。這首《詩人的流亡》就是根據他自己的流亡經歷而寫,從中可以透露出詩人對流亡命運的一種反思。布萊希特曾形容自己所流亡的國家“像換鞋子一樣”。可見納粹統治給那些流亡的詩人作家造成巨大的精神創傷。
在這首篇幅不長的詩作里,布萊希特共給我們列舉了七位中外文學史上著名的詩人。從意大利詩人但丁到中國詩人李白、杜甫,從古希臘著名的三大悲劇大師之一的歐里庇德斯(即歐里庇得斯)到英國文學巨匠莎士比亞,從法國中世紀最杰出的抒情詩人弗朗索瓦·維庸到古羅馬時期著名詩人盧克萊修,還有德國本土著名的民主主義詩人海涅,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有一段特殊的遭遇,他們或者是被迫流亡異國他鄉,或者是受到當局的迫害停止創作,開始一段“內心的流亡”。正如詩人在描寫維庸時以形象化語言描繪到:“找他的不僅是詩神/還有警察。”1463年,維庸因得罪巴黎行政當局被法院判處絞刑,后改為逐出巴黎,流放十年。而從此以后,他便神秘失蹤,杳無音訊。布萊希特在描寫這些詩人遭遇的同時,還不忘提及自己的命運遭際:“布萊希特也逃進丹麥人的茅屋頂下。”
詩人通過對歷史上這些知名詩人的描寫,其中既有對自己能和他們一樣有如此相同境遇的感喟,又在一種對比之中透露出內心的一種苦澀,但苦澀之中不乏反抗的力量。既然在人類歷史上有那么多著名的詩人顛沛流離、居無定所,遭受流亡的痛苦,那么“我”布萊希特的流亡也是一種讓人見怪不怪的事情,沒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在詩人這樣看似平淡的敘述語調中涌動著一種批判的力量,隱藏著對現實強烈的憤懣與不滿,對法西斯、對希特勒、對第三帝國無情的鞭撻與嘲諷。當時的德國有眾多進步的作家詩人,他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內心生活,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內心寫作了,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這或許正是布萊希特這首詩歌所帶來的警示,從而激蕩出一種悲痛的力量,催人警醒、反思。
眾所周知,布萊希特是一位著名戲劇理論家,但是,他的詩歌創作也是其整個文學創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在談到自己的詩歌觀念時說道:“詩歌毫無疑問必須是某種人們不需任何考慮就去探索使用價值的東西……它(純情詩歌)過于遠離一種思想傳遞或者一種對陌生人也有益處的情感傳達的原有的態度。所有偉大的詩歌都有著文獻的價值。”所以在他的詩歌里明顯帶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政治傾向性。這也成為他詩歌一個重要的藝術特色。后來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更加追求詩歌的“使用價值”。對布萊希特來說,詩就應該成為獲取新知的工具,讀詩就是去體味和尋求其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
此外,布萊希特在詩歌的藝術風格上著意突破傳統抒情模式的束縛,追求一種自由簡潔的文體特征,不采取押韻和固定的格律模式。在詩歌的語言層面上,他講究忠實于冷峻的現實境況,描寫過程中以大量的口語入詩,不刻意雕琢,不采用任何“華麗”的詞語和“美好”的感情。這也使得他的詩歌在整體風格上具有一種簡潔直白、精煉鮮明的文風。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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