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紐約的格羅夫出版社送給我一本《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這是勞倫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的未加刪節的版本。書前有馬克·肖勒的引言和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撰寫的序；書的護封上印有雅克·巴爾贊和埃德蒙·威爾遜對此書的崇高和充滿深情所給予的贊辭。自1956年以來我一直沒有看到或想起勞倫斯的書。當時，我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家百貨商店里買到了這本書的未加刪節的版本，我為有這樣一位醉心于20世紀文學的年輕的美國出版商愿意并且有勇氣在這個國家首次出版而感到高興。

我有自己的一份差事要做，無法即刻投入到此書的世界中。我生活在紐約的一群冷漠的中產階級鄰居當中，按照紐約中產階級圈子里的時尚，人們正在逐漸地走向“頹廢”，因此當一群白人黑人混雜的青年男子戴著耳環、穿著緊裹在腿上的褲子，涂了油的頭發往后扎成鴨尾式的發束從我面前嗖嗖地走過時，我并不會感到太大的憤怒。

在街角的一處報攤前，我停下來買下午的報紙，性雜志的封面使我眼花繚亂。在那些封面上至少有一打女郎，擺出一副懶洋洋的姿態，她們都有著那么大的乳房而同時又那么羞答答地遮掩著，我實在為這種用窗簾、圍裙和襯衫玩“躲躲貓”把戲所做出的驚人努力而嘆服。由此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他就給這類雜志中的一種撰寫“嚴肅”故事，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本，這使我11歲的兒子大為高興，他沒想到他居然能夠這樣正大光明地看到如此許多。如今反映同性戀的淫穢雜志已同以異性戀為內容的雜志不相上下。這些肌肉發達的青年，有時會出現在以希臘為背景的畫面前，雙手搭在腰際。我真想知道我的那位陰郁的報販對這一切是怎么想的。

不過我并沒有去詢問他。我正忙于思考那一周我閱讀的幾本當代小說，一本是寫戀尸癖的，另一本是寫牧師之間的雞奸什么的，還有一本則是描寫亂倫的。盡管在評論約翰·奧哈拉的《自平臺上》時，我已經談了我對這主題的看法，然而他把自己的社會才華浪費在對性交的幾近崇拜描繪上，依然令我十分憤慨。不過，跟那些與他有同樣才華的更年輕的作家相比，我不能不承認奧哈拉以他那種守舊的方式對性還不失浪漫。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樣，他把性看成是上流社會的一種特權！與奧哈拉相反，我想到了諾曼·梅勒，我曾在電視上見到過他，那以后過了數周，他在與多蘿西·帕克和杜魯門·卡波特進行電視討論時，將生活的目的解釋為“個人的發展”，他崇尚菲德爾·卡斯特羅，因為后者看上去“頹廢”，并且認為床上的“能干”是舉足輕重的。

為此，我想，查特萊夫人已經過時了。難道不是金西居然根據大量數據統計出了某些男人一周內的射精次數，并且把他們作為科學知識兜售給公眾？我想起我的學生——那位史密斯學院的二年級學生，在討論海明威筆下的人物時，她蔑視地抬起頭，并且尖聲地宣布他們“對性感到恐懼”。在阿默斯特校園里，我發現那些18歲的青年人在談論惠特曼或哈特·克蘭的同性戀時，就像研討會上的精神分析醫生那樣從容和冷靜。

我在二次大戰期間聽說過這樣一位美國官僚，他十分守舊，以至于每當帶回一位姑娘過夜時，他總是要把妻子的照片翻過去面朝著墻。而在一個陽光明麗的四月天，站在百老匯和86號大街上，我想起大學時代，我和朋友們是何等喜歡勞倫斯，我想起布萊克的主張：

男人于女人何望？

是欲望滿足之相。

女人于男人何望？

是欲望滿足之相。

一種難耐的懷舊和年華倏忽即逝的惆悵之情縈繞著我。噢，老天爺，我這樣想，世上是否還有依舊喜歡勞倫斯、惠特曼、威廉·布萊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舊式逆子的一席之地？就像在別處一樣，愚笨之徒是否已占領此地替代了那些面露獰笑的嬉皮士們和那些將“洛麗塔”尊為性文學專家——這多么有趣——的合唱隊女歌手？

我回想起幾周前看到的《紐約時報書評》，那上面登有征集半打關于“如何獲得性能力”材料的廣告，并且想起前左派狂熱分子變成的超級分析聰明人；想到所有的竊笑聲，性手冊，黃色雜志，自戀的同性戀者，亂倫，戀尸狂，應召女郎和她們的生意人，我不僅感到自己的落伍，而且為之高興。性“能力”見鬼去吧，歡呼欲望滿足之相，歡呼惠特曼的“內心的甜蜜的地獄”，讓能力滾開，讓熱情重現！

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想回到我《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第一個版本，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會把這本書看成是不道德的，會無視勞倫斯的浪漫和虔誠，他對社會道德規范的摒棄和他把性看成是神圣的狂喜的信念？盡管波士頓或蘇城的某個警察頭目或是華盛頓的某位郵政官員可能對勞倫斯作為一位嚴肅的藝術家知之甚少，然而他們是否對《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在人們精神上產生的深刻影響知道得更少、甚至把它看成是洪水猛獸？我不能不承認，事實上正是如此。正如垮掉的一代從一個極端體現了為感覺而感覺和為感覺而自由的荒謬理想一樣，那些立法者和執法者的頭腦以為一本書能將一個人引向墮落，同時卻忽視了我們文化中日益膨脹的性放縱現象。青少年的性犯罪行為源于他們的個人絕望，對他們來說，性即意味著狂暴的刺激。除了某些由四個字母組成的詞——這些詞表達了那些聚集在軍隊、監獄和海船里的無數男人們所具有的得不到滿足的欲望和由此而產生的絕望——之外，這些衛道士們將盯住這本書里的哪些內容呢？對于D。H。勞倫斯這位出生于1885年，并在公理會教堂中長大的人來說，這些詞語體現了他對一種新的男女間真誠之愛的渴望；除了表面上的淫詞穢語外(更確切地說，由于它們和它們所體現的我們自身的某些因素)，美國精神中的有些部分很快便識別出什么是它所害怕或僅僅是不了解的“不道德”。

幾年以前，美國上演了一部溫柔感傷的意大利電影，它描寫一位智力不太健全的鄉下姑娘被她認定是“圣約瑟”的陌生人勾引的故事。人們打著標語聚集在紐約劇院前抗議，其中有一條標語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上面寫著：“我們將財富給了歐洲，而他們回報我們的卻是污穢?！边@些人是否僅僅因為勞倫斯使用了某些詞語，因為他相信在性交中能達到“心靈之愛的神圣境界”(濟慈語)，而將他的“魯莽”、將他這位德比郡礦工兒子對英國人的教養的極度厭惡與“污穢”等同起來？因為他相信在現代工業社會可恨的抽象和不斷滋事的狀態下，這最終將成為人們通往自由、神圣，成為建立一種惟一能給男人和女人以慰藉的新結合途徑？在更彬彬有禮的時代，從傳統觀念出發，人們反對這本書，是基于勞倫斯富有浪漫色彩的挑戰行為，以及他對愛的崇拜。在我們這個日漸局狹的世界上，對那些過于狂熱地為性愛而性愛的人是否會實施嚴肅的政治上的反對呢？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罪惡在于他們無視國家，而只是彼此獻身于對方。對1959年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查特萊夫人和她的獵場看守人的真正罪過在于他們不能與整個群體保持融洽，在于他們全身心的相愛，在于他們對所處時代的卑瑣和盲從作了輕蔑和令人難忘的評說。

這種“罪過”現已成為當代小說中少數幾個關于愛情的教訓之一。在現在的作品里，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談情說愛時說出的政治批評遠遠超過了昔日的那幫激進分子。我發現，對思想意識的蔑視通過強烈的情欲來表現，才是《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在1959年那個時代的真正意義。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卻是勞倫斯智慧天才于無意中結出的碩果。因為在這部帶有宣傳色彩的小說里，勞倫斯的整個意圖在于使性愛成為反對工業社會的革命的武器。在西方，我們全體，從勞倫斯發表《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最后版本的30年來，已經走得這么遠了。在二次大戰后牢固的社會模式確立之前，人們還是希望改變我們的社會，而不是逃避它。勞倫斯與愛默生、梭羅、惠特曼，還有布萊克和年輕的華茲華斯以及雪萊一道屬于英美文學中激進主義的偉大傳統，他相信“心靈之愛的神圣”能夠徹底革新社會，能夠改變“撒旦的工廠”、那些可厭城市，以及被勞倫斯視為人類自由精神之敵的工業毒霧。

呼吁把更強健力量作為一種變革的手段確實是《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崇高目的。這部小說贊美愛、贊美肉體之愛的升華，它象征了代表自由民階級的獵場看守人麥勒斯與最優秀的英國自由派知識階層的結合。查特萊夫人的原型是康斯坦斯·里德，這位蘇格蘭畫家的女兒本人是費邊社會員，她對麥勒斯的愛情是對無能而專橫的上層階級的抗議，這個階級的化身就是她的丈夫克利福德爵士，一個由于戰爭而造成下肢癱瘓的人。他不僅沒有能力使他的妻子生育，而且變得越來越自私、暴躁和“正經”，他的癱瘓包含了舊日英國上層階級的卑庸和無能，這也是他經驗中的必然因素。就勞倫斯極其敏銳、深刻的洞察力(馬克·肖勒在他的引言里談到了這一點)而言，“那種認為社會和心理沖突完全一致的觀點如此有力地體現在這本書的結構中，如果不顧勞倫斯實際上只有一種看法的事實，而認為他表現了兩個主題，那未免太魯莽了”。

勞倫斯仍然躋身于英美文學中浪漫主義詩人們的偉大行列之中，對于這些激進的新教徒來說，“敏銳的直接能力”，對精神的狂熱而執著的追求，使宗教權威完全成了多余之物。在無意識中，他們以人類各種官能的完美結合解釋了所有的生活經驗，而這恰是典型的宗教想象。勞倫斯的小說體現了試圖賦予兩性以宗教價值；從性愛的幸福中產生的同情心將影響到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必然會與工業社會中純粹外在的關系，日益增長的冷漠發生碰撞。

正是由于勞倫斯的最主要的主題是愛而不是性，因而在浪漫主義傳統中，他是一位政治性的作家。像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們一樣，他的言論是個人化的，社會對它不產生什么影響，因為它是從與自身相似的一切當中吸收養分而成長起來的。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外部，喧囂、壓抑、令人難以忍受，當查特萊夫人乘車經過鎮上時，她看到工業化的英國中部工業區的黑煙已污染了一切事物：“磚壘的住宅被灰塵熏得通黑，黑色的巖石屋頂露出發亮的尖利邊緣，泥漿由于摻進煤屑而變成了黑色?！比欢?，盡管生命是如此脆弱，就像獵場看守人給他情人看的剛剛孵出的小雞一樣——“它站在那里，靠它那兩根纖弱得簡直不可思議的細腿，通過它那幾乎毫無重量的小爪，康妮感到這個小生命的微微顫動”。但生活畢竟是一個人能夠維護的，尤其是能夠尊重的惟一的價值標準。麥勒斯與痛苦的最后歲月里的勞倫斯如此相似，身體虛弱、臉色蒼白，也體現了那個時代的人在肉體上的脆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愛情之中，然而他也被生活刺痛，時常抱怨，在這個工作重負不堪忍受、人與人之間日益隔絕、犯罪現象司空見慣的社會所造成的精神狀態下，人的感情世界又是多么無能為力。

然而麥勒斯承受了愛情的風險，這是美好而可怕的投入與性的體驗結合著的深度，它與虛構狂截然不同，那種諸如逢場作戲的男女關系、賣淫之類淫穢的想入非非，“這是生命，不可能那么干凈，如果你一定要那么干凈，就等于死亡”。他知道在作為小說主旨的溫柔(勞倫斯起初將這部作品命名為《溫柔》)之外，將有一個更糟的時代，那時社會將永遠擺脫不掉戰爭這個強迫性的能量排泄方式。

在1959年來讀這本書，我意識到1928年存在于勞倫斯頭腦中的關于溫柔的政治寓意至今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種選擇。在晚年由于疾病纏身而悲觀失望的情況下，勞倫斯仍然堅信在一個完全被猜忌和懷疑腐蝕的社會里，對人的肉體需求的基于人性的坦誠認識，對在他看來產生于純粹的精神生活的怨恨和惡意的堅決斗爭，這一切能夠使人類走向新的自由和友愛。然而西方工業社會的每一次新的發展，舊日鄉村生活所具有的活力和親切感的每一次失落，向個人證明的實在太多了。《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結尾處在沉寂和頹唐的氣氛中，這對暫時分別的情人等待著分手和他們的孩子問世，——這是愛情的必然周期。全書以之作為結束的麥勒斯的長信也向我們證明，就像在勞倫斯小說中常有的那樣，語言由于其最終的匱乏而難以勝任感情的表達。勞倫斯曾這樣寫道：“我們沒有能夠表達感情的語言，因為我們的感情甚至不是為我們存在的?！边@是他的獨創性嘗試的尺度，也是他對完整的人性的看法。另一方面，在這個完全封閉的社會和毫無激情地墨守陳規的人們中，將愛作為一種逃避的觀念日益增長，一種過于強烈的要抓住感情的努力使《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帶上了幾分歇斯底里。

勞倫斯在寫作時常常有一種狂熱的緊迫感，他成功地使他的文風融進了生命的飛逝感和呼吸的急促感，以及感情自身所激發起的生理節奏。他越是受到疾病的致命威脅，就越是努力地在語言中喚起那種為感覺和性的激發與陶醉所具有的心態，這些內容通過間接和含蓄的表達而得到更為成功的揭示，那種認為文字，即使是D。H。勞倫斯的文字，能夠觸及感情的最深層內涵的看法是愚蠢的。在描寫緊張狀態時，亦即文字努力穿越外在層面時，神秘主義者的語言常常難以勝任；如果文字能讓人聯想到上帝的存在，精神主義者就不必在語言上如此煞費苦心了。

勞倫斯的奔涌的、迅急的、感覺異常敏銳的語言，經常能制造出一種卓越的語言現實，一種與性愛的狂喜相似的詩的現實，作品試圖把這種狂喜描述出來，然而實際上卻向我們掩蓋了它。一個人對藝術研究得越多，他就越能認識到藝術不是生命的模仿，它永遠不可能貼近人的實際經驗，它是一種獨立的創造，是自然的補充，而不是對它的描摹。勞倫斯的那種充滿激情、扣人心弦的語言本質上所描寫的是藝術的而不是感情的陶醉。在屬于思想意識的語言中沒有——真是幸運！——通向感情之巔的橋梁。

勞倫斯不像那些刺探者、報刊審查員和道學家們所指控的那樣，是一位色情作家，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甚至不是一個“現實”作家?！恫樘厝R夫人的情人》中那些最好的段落——它們并不總是寫愛的——的激動人心之處在于生命之美的贊頌。勞倫斯對于體驗有著如此發自內心的虔誠，而他又如此熱衷于新教式的對個人獨特意識與生活的認同，因而，在流暢的直陳和文體的平易之后潛藏著語言本身的激動，潛藏著他將個人的感受擴大到整個自然時對生活的擁抱。一個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有趣的事實是，正是促使勞倫斯將性與圣靈等同起來的過多的宗教精神，使他受到那些認為性只能被限定在某種范圍內的道德家們的敵視。的確，勞倫斯過多地重視了性，但他也過多地重視了生命，我們沒有同樣敏銳的價值感。在一個大多數作家都缺乏像勞倫斯那樣對整個人類社會強烈的責任感的時代里，正是勞倫斯的執著，正是由于他不把性看成是一種癖和偷偷摸摸的行為才很可能產生了當今世界對于他的獨特評價，認為他是天真而不是淫穢。

從這個意義上看，《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已變得不合時宜。勞倫斯將愛塑造成我們社會的對立力量的最后努力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小說觀念，正像他為我們提供了性愛的神性象征一樣，對于被削弱的個人而言，它過于強烈、抒情，過于恬然、任性了。自從亨利·詹姆斯將“形式”的束縛帶進當代小說以后，我們已開始崇尚外在的精致，這對勞倫斯產生了不利影響。此外還有我們對作為決定論的心理學的信奉，對于我們而言，愛是既無助又難以擺脫的。鄉村所具有的神秘感，情人們在其中談情說愛的古老的英國森林，這都是美國所沒有的。勞倫斯懷著狂喜和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敏感所描寫的鄉村，對于美國人卻引不起多少同感。美國人的戀愛場所必然是洗澡間和臥室，這兩個詞早已成為世故的隱私的最后的用詞。

勞倫斯對赤身裸體在雨中嬉戲的情人的描寫，他以女性般的精確對女人的感覺和男人的身體的描述——這些都屬于另一個世界?！恫樘厝R夫人的情人》帶給我們另一個時代的回憶。那時，人們仍然相信，建立自由是他們在地球上生存的命運；那時，性是男人被壓抑的能量的主要象征。當這個城堡被拆除時，生命之流將奔涌而出，暢通無阻。

(王紀宴　譯)

【賞析】

在這篇激情洋溢的文學評論中，卡津對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給予了公允而深刻的評價，并通過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分析了美國當代社會的狀態、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以此對美國頹廢文化進行批判，并試圖為美國文化的發展指明方向。

文章開篇熱情贊揚了敢于出版《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完整版的年輕書商，并對為該書作序、引言和評論的評論家們給予贊揚。因為在此前的30年里，《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曾因過多的性愛描寫而引起激烈爭議，在英、美等國遭禁。

接下來，作者并沒有直接描寫他的閱讀感受，而是對美國社會當下的狀態進行了描繪：“頹廢”和“性泛濫”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和時尚。男人們“戴著耳環”，“穿著緊裹在腿上的褲子”，“涂了油的頭發往后扎成鴨尾式的發束”；街角的報攤充斥著性雜志，封面女郎半遮半掩著碩大的乳房搔首弄姿，以同性戀為題材的雜志也堂而皇之地擺在外面。小說界和評論界也未能幸免，當代小說以寫戀尸癖、牧師之間雞奸和亂倫為時尚。比起新生代的小說家，作者曾經批評過的約翰·奧哈拉已經算是浪漫而有情調的了，畢竟他的《自平臺上》一書中對性交的描寫還是懷抱著崇拜的感情，而且是相當具有才華的?，F在的某些作家則將生活的目的解釋為“個人發展”，并崇拜看上去頹廢而且“在床上能干”的偶像。更有甚者，有人開始統計某些男人一周內的射精次數。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因為海明威作品中的人物“對性感到恐懼”而輕視他們。青年人在討論同性戀時就像神經科醫生那樣從容冷靜。

由此，作者感嘆到，原先被視為禁書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已經過時了。與當代美國的觀念比起來，以往所說的叛逆人物，如勞倫斯、惠特曼、威廉·布萊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人的主張在新一代美國人的心中已經是顯得老套守舊。人們已經不相信愛情，而只知道性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的書，卻被官員們視為禁書。他們認為這樣的書籍會將人們引向墮落，卻對社會上日益膨脹的性放縱現象視而不見。他們不了解，美國青少年們的性犯罪行為源于信仰的缺失和個人的絕望，和勞倫斯毫無關系。在這些美國青年看來，性意味著狂暴的刺激，這和勞倫斯對性的理解毫無關系。

勞倫斯創作這部小說的真正意圖是“使性愛成為反對工業社會的革命武器”。在小說的開篇，作家認為，英國社會的時代特征就是工業化進程破壞了自然，殘害了人類自身。而工業化造成的災難，從女主人查特萊夫人眼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為了改變這種社會模式，包括勞倫斯在內的一大批作家們都做出過巨大的努力。他們試圖改變而不是逃避現實，他們都相信，“心靈之愛的神圣”能夠徹底革新社會，能夠改變人類自由精神之敵——工業毒霧。這部小說的根本目的也是如此。在書中，作家“呼吁把更強健的力量作為變革手段”——這種力量就是性愛。在勞倫斯看來，性是肉體之愛的升華。勞倫斯以敏銳的洞察力賦予兩性之愛以崇高的力量。他認為，在兩性的幸福中產生的同情心，必然會影響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與工業社會中產生的冷漠關系產生強烈的碰撞，產生變革現實的力量。這才是勞倫斯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勞倫斯堅定地認為，人對肉體坦誠的需求可在充滿猜忌和腐蝕的社會中與怨恨和惡意堅持斗爭，從而使人類走向新的自由和友愛。

對于勞倫斯駕馭文字的能力，卡津給予了高度贊揚。他評價他“成功地使他的文風融進生命的飛逝感和呼吸的急促感，以及感情自身所激發起的生理節奏”；他的語言是“奔涌的，迅急的，感覺異常敏銳的”；他能制造出“一種卓越的語言現實，一種與性愛狂喜相似的詩的現實”，是“充滿激情、扣人心弦的”，是“通向感情之巔的橋梁”。

最后，作者以反諷的口吻結束了全篇。查特萊夫人在美國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因為勞倫斯給予我們的性“過于強烈、抒情，過于恬然、任性”。那神秘古老的鄉村愛情，那赤身的情人雨中嬉戲已經遠遠地被工業時代拋在身后，過時了。對此，或許卡津也有些無可奈何吧。

(王　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