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

……藝術品真多……世界已容不下……必須把它們掛在房間外面……有多少書……多少小冊子啊……誰能把它們讀完呢？……倘若它們可以吃的話……如果在一只烹調美味的鍋里把它做成涼拌菜，撒上辣椒粉，加上調味品……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它們已經堆到我們的頭頂上去了……世界已被海潮淹沒……雷弗迪對我說：“我已通知郵局，不要再給我寄書了。我不能翻閱它們。我沒有地方存放它們。它們都堆到墻頂了，我害怕發生災難，它們會倒下來砸在我頭上。”……大家都知道艾略特……在成為畫家、在導演戲劇、在撰寫閃閃發光的批評文章以前，他讀我的詩……我不沾沾自喜……誰也不如他理解得好……直到有一天他開始對我讀他自己的詩，我卻自私地提出抗議說：“不要對我讀，不要對我讀?！薄野炎约宏P在了浴室里。但是艾略特仍然隔著門對我讀他的詩……我覺得很痛苦……蘇格蘭詩人弗雷澤當時在場……他斥責我說：“你怎么這樣對待艾略特？”……我回答說：“我不愿意失去我的這位讀者。是我培育了他，他甚至了解我的詩歌的皺紋……他很聰明……他會作畫……會寫隨筆……但是我希望留住這位讀者，挽留住他，像一棵外國的花草一樣澆灌他……你理解我的心思，弗雷澤。”……因為說實話，如果這樣下去的話，詩人就只能為別的詩人發表詩歌了……每個人就將取出自己的榮譽證章裝到別人的口袋里去了……他的詩……他將把它放在別人的盤子里……有一天克維多把它放在了一位國王的餐巾下……是的，這是值得的……或者在大白天，把詩歌放在廣場上……或者讓書毀壞，在眾多的人手中化為碎片……但是這種詩人為詩人發表詩歌的現象不能誘惑我，不能刺激我，不能激勵我，只能讓我隱藏在大自然中，面對一塊巖石和一片海浪，遠遠地離開出版社和印刷用紙……詩歌已經喪失了同遠方的讀者的聯系……應該重新得到他……應該在黑暗中前進，找到男人的心，找到女人的眼睛，找到街道上的陌生人——在黃昏的某個時刻或布滿星斗的深夜，他們需要詩，哪怕是一句——。這種意外的拜訪對走過的一切路、讀過的一切東西、學會的一切事情來說是值得的……我們必須深入到我們不認識的人們中間，以便讓他們突然把我們丟在街道、沙灘、同一片樹林里凋落千年的枯葉中的東西撿起來……他們親切把我們做的那種東西撿起來……只有到那時我們才真正成為詩人……詩歌將生活在那種東西上。

和語言生活在一起

我生于1904年。1921年有一本收錄了我的一首詩的詩集出版。1923年，我的第一本書《黃昏》問世。1973年我在寫這些回憶。從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到現在已經過去了50個年頭。那時，一個詩人聽到了一個活潑、騷動、像任何一個剛降生的孩子一樣渴望引人注意的印刷新生兒的第一聲啼哭聲。

如果同語言的親密關系不能成為機體的一部分，一個人是不能終生同語言一起生活、縱向望著它、探察它、窺探它的毛發和肚腹的。我同西班牙語的關系便是如此?？陬^語言具有其他的特點；書面語言有其出乎意料的長度。語言的使用就像人的衣服或人的皮膚；將它的袖子、補丁、排汗、血跡或汗跡展示給作家。這就是風格。我經歷了被法國文化革命攪得翻天覆地的時代。那場革命總是吸引著我，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說它對我并不像我穿的衣服那么合適。智利詩人維多夫羅以自己的生活與表達方式改寫法國的流行詩歌并負責加以介紹，他的做法令人佩服。有時我覺得他超過了他效法的詩人。在很大程度這很像魯文·達里奧對西班牙詩歌的闖入。但是魯文·達里奧是一頭吼叫的大象，他打碎了西班牙語一個時代的全部玻璃，好讓世界的空氣進入它的領域。結果，世界的空氣進去了。

在美洲人和西班牙人之間，語言曾幾度把我們隔開。不過，尤其是語言的體系被分成了兩部分。貢哥拉那種凝固的美不適合我們這個區域。如果不怪里怪氣，如果沒有貢哥拉的豐富性，就沒有西班牙詩歌，也沒有最新的詩。我們美洲的地層多是碎石、碎熔巖和血色的黏土，我們不善于雕琢玻璃制品，使浮夸風格的玻璃器皿發出中空的聲響?！恶R丁·菲耶羅》的一滴酒或加布列拉·米斯特拉爾的一滴渾濁的蜜都會把它們粘在原處： 它們像別處產的大花瓶一樣死板地擺在客廳里。

塞萬提斯出現后，西班牙語發出了燦爛的金光，獲得了宮廷般的高貴地位，拋棄了從貢薩洛·德·貝塞奧和阿西普雷斯特那里帶來的野蠻力量，拋棄了依然在克維多筆下燃燒的生殖的熱情。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喬叟和拉伯雷的無節制的語言風格受到了閹割。浮夸風格的彼特拉克使祖母綠和鉆石發出奪目的光輝，但是高遠的源泉卻開始枯竭了。

這個源泉與整個人、他的寬度、他的豐富性和他的奔放有關。

至少這是我的問題，盡管我沒有這樣提出過。如果說我的詩有某種意義的話，就是那種空間的、無限的、不滿足于在一個房間里的傾向。我的界限必須由我自己來超越，我沒有把它劃在一種遙遠的文化框架里。我必須是我自己，我要努力擴展自己，就像我出生的那塊土地一樣。在這條路上，本大陸的另一位詩人幫助了我。我指的是惠特曼，我的曼哈頓的朋友。

短詩與長詩

作為一個積極的詩人，我同自己的沉思進行了斗爭。所以，現實與主觀之間的論爭是在我自己的頭腦中解決的。我不試圖勸告任何人，但是我的經驗對別人是有幫助的。我們先看看結果吧。

很自然，我的詩既要接受崇高的批評文章的評論，也要遭受誹謗文章的責難。這就發生了爭論。對于受到爭論的那些詩作，我沒有發言權，但是我有投票權。對于精粹的批評來說，我的票就是我的書，我的全部詩作。對含有敵意的誹謗文章來說，我也有投票權。這張票也是由我的持續不斷的創作構成的。

我說的這些話如果諸位覺得是虛榮心作怪的話，你們是對的。在我來說，這種虛榮心是懷著不可消除的愛心多年從事一種職業的手藝人的虛榮心。

不過，有一件事我是感到欣慰的，這就是至少在我的祖國我使得人們對詩人的工作、對詩人的職業尊重了。

在我開始寫詩的那個時期，詩人有兩種類型。一部分詩人是高貴的老爺，他們依仗金錢讓人尊敬，金錢以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重要性幫助他們，另一類詩人是詩歌的流浪戰士、酒館里的巨人、著迷的瘋子、忍受折磨的夢游癥患者。不能忘記，還有那些像被鐵鏈鎖著的苦役犯一樣被綁在公務機關的板凳上的作家的處境。他們的夢想幾乎總是被窒息在堆積如山的文件和對上司與尷尬處境的可怕擔心中。

我投身生活時比亞當還赤身裸體，但是我決心保持我的詩的完美。這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不但對我有用處，而且也使那些大傻瓜不再狂笑。后來，那些傻瓜中有良心和良知者便像好人一樣面對我的詩喚起的美好東西屈服了。心腸邪惡者對我也感到害怕了。

大寫的詩就這樣受到了尊重。不只是詩，詩人也受到了尊敬。所有的詩和所有的詩人。

我意識到了這項為公民服務的工作。這份榮譽我沒有讓任何人奪走，因為我愿意像一枚勛章一樣戴著它。其他的問題可以討論，但是我講的這一切是毋庸置疑的歷史。

詩人的頑固敵人會拋出許多徒勞無益的論據。我年輕的時候，他們管我叫餓鬼?，F在他們又仇視我，讓人們相信我是一個權貴，有巨額的財富。還說，即使我沒有那么多財富但是也渴望有，好讓他們感到不快。

還有一些人計算了我寫的詩的行數，證明我把它們劃分成了小詩節，或把它們過分地拉長了。這樣做沒有任何關系，一個詩人可以寫短些的詩或長些的詩，瘦些的詩或胖些的詩，黃些的詩或紅些的詩。寫什么樣的詩，是詩人自己的事，他可以用他的呼吸和血液、他的才智和無知來確定，因為這一切都是詩歌面包的組成部分。

詩人不是現實主義者就會完結。但是僅僅是現實主義者也會完結。詩人僅僅是沒有理性的人，只會得到他自己和他的愛人的理解。這是非常可悲的。詩人僅僅是有理性的人，他甚至會得到驢子的理解。這也是非?？杀摹@些方程式來說，數字沒寫在黑板上，不存在上帝或魔鬼授意的成分，而是這兩種極其重要的人在詩歌內部進行著斗爭，在這種斗爭中不管這個勝了還是那個勝了，但是詩歌不會被打敗。

顯然，詩人的工作被人濫用了。出現了那么多男性和女性的新詩人，我們很快覺得大家都成了詩人，讀者卻不見了。我們必須騎著大象穿過沙漠或乘著宇宙飛船飛遍天空去尋找他們。

人的深切愛好是詩，禮拜儀式、圣詩，以及宗教的內容，都來自于詩。詩人敢于面對自然現象；為了維護詩人的天職，在最初的年代詩人被稱為牧師。因此在現代，為了保衛他的詩，詩人接受了街道和群眾授予他的稱呼。今天的民間詩人仍然是擁有最古老的神職的詩人。從前他向黑暗讓步，現在他應該表現光明。

(朱景冬　譯)

注釋：

雷弗迪(1889—1960)： 法國詩人，超現實主義先驅。

克維多(1580—1645)： 西班牙作家、詩人。

貢哥拉(1561—1627)： 西班牙詩人，詩風夸飾。

貢·德·貝塞奧(1195？—1264？)： 西班牙詩人。

阿西普雷斯特(1283？—1350)： 西班牙詩人。

喬叟(約1340—1400)： 英國作家。

拉伯雷(1483或1494—1553)： 法國作家。

彼特拉克(1304—1374)： 意大利詩人，此指他的矯飾詩風。

【賞析】

什么是詩？什么是詩人？智利詩人聶魯達在上面節選的這段隨筆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邃的凝思，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身為一個詩人的夢想與艱辛。

作者首先針對自己面臨的困境，對詩歌的處境進行了思考。開篇作者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文字向我們大量涌來的世界，鋪天蓋地的文章迎面撲來，書籍堆積如山，耳邊回響著各種各樣的詩句。作者不乏風趣地說希望將他們拌上佐料，統統吃掉。作者厭惡了這樣的生活，也許這也是每一個現代人所面臨的同樣的困惑。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文字構成的世界，在這里，文字失去了原有的生機與靈動，這個世界里每一句吶喊都會出現諸多的回響，而同樣每一聲吶喊也都終究是他人的回響。生命的甘泉似乎再也無法澆灌出藝術的奇葩，因為他們已經被這干巴巴的文字外殼所包圍。于是，作者選擇逃亡，選擇回避，選擇把艾略特拒之門外，他想在詩歌中看到那最初的感動，找到那茫茫黑夜中男人的心和女人的眼睛。生活在這喧囂的都市里，在終日的勞碌過后，在黃昏的某個時刻或星光滿天的深夜，仰望蒼穹，也許我們的心也同樣會告訴我們，“我們需要詩，哪怕只有一句”。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漫談了自己與語言終身為伴的生活。語言已經與作者融為了有機的整體，作者的語言與自己一同摸爬滾打，而其中的每一個印記都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面對著西班牙語文學的那些先輩，作者在思考著自己的坐標。是他們書寫了西班牙語的歷史，而今作者將要用這種語言來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作者將不禁錮于這文化的框架，他在自身的超越中，也在書寫著歷史。

文章的最后一個部分，作者由詩談到了詩人。什么才是真正的詩人？提及詩人，在那個年代，便會讓人想起紈绔子弟、貴族老爺；抑或酒館里的巨人和夢游癥患者。《長詩與短詩》，這耐人尋味的題目，似乎昭示了在那個偏執的時代人們將詩句當成面包來切割，人們甘心情愿地相信詩歌走向了墮落，只有如作者這樣，抱著一顆赤子之心的真正的詩人們，還在進行著聲嘶力竭的吶喊，在向我們詮釋著什么才是“大寫的詩”。詩人是我們的牧者，他放牧著我們的心靈，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想起了那古老的行吟詩人，和他們那璀璨的榮耀。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份榮耀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詩人走過，代代相傳，因為只有他們會將人們沉睡的心靈喚醒，去發現那靈魂深處的感動。

這篇短文文筆沉穩而酣暢，在沉思中蘊藏著理想與激情，堪為詩人對自己事業的一個完美注腳。

(于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