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我曾去找一家著名刊物的出版人，想在他那兒投篇稿子。放我進門后，我便遞上自己的作品，那是一篇小說。可這位主編連瞟都沒瞟一眼，就把我的稿子放到了堆滿他寫字臺的一大摞稿件上。他讓女秘書給我端了杯咖啡，自己則喝著礦泉水，說：“你的稿子我會看的，過些日子吧，也許要等幾個月才有空。你瞧，這兒堆了這么多稿子。不過，請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比你先來的投稿人當中——今天早上已經來過7個了——沒有一個人的回答能使我滿意。真不可思議！這世界上有這么多——這可不是揶揄——這么多天才，可像我這樣能搞經理的真還沒幾個。當然，我愛自己辦的這份雜志。不過假使不得不重操舊業的話，我也不會活不下去。我過去在一家剃須刀片廠干過廣告部主任，業余也寫點劇評，圖個好玩嘛。你有職業嗎？干什么的？”

“眼下我在統計部門供職。”

“那么你討不討厭這一職業，覺沒覺得干這活是大材小用？”

“不，”我回答說，“我不討厭這個職業，而且絕對沒覺得干這活是大材小用。雖然收入使我捉襟見肘，可我畢竟靠從事這一職業養活妻小。”

“可你拿著這弄得皺皺巴巴、打得歪歪斜斜的稿子，走街穿巷或是把它們郵寄，而且即便所有的稿件都被退回，也要繼續寫下去，你覺得有必要嗎？”

“是的。”我說。

“可為什么呢？——請考慮好了再回答，這也是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過去還從未有人向我提過。我想了會兒，其間主編開始審讀我的小說稿。

“我——”我終于答道，“我別無選擇。”

主編抬起頭來，眉毛高揚：“這句話可非同一般，我曾聽一個銀行搶劫犯說過。當時法官問他，為什么要計劃作案并付諸實施。他的回答跟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

“他很可能說得有道理。”我說，“這并不排除，我說得也有道理。”

主編不說話了，默默地把稿子看完。這篇東西有4頁打字紙，看完它花了主編10分鐘時間。趁他看稿的工夫，我趕緊琢磨了一下，看是不是還有更好的回答，但我沒能找到。我喝著咖啡，抽了支煙。說實話，我真愿他等我不在場的時候再看那稿子。當他終于讀完我的小說時，我剛點上第二支煙。

“我很喜歡你的回答，”他說，“但不喜歡你的小說。你還有沒有別的稿子？”

“有，”我回答，連忙又從存放在口袋里的5篇稿子中選了一篇短的給他，說：“如果可以的話，您讀稿子時，我想到外面走走。”

“不，”他說，“你還是待在這兒吧。”

這第二篇小說要短些，只有3張打印紙，看完它剛好是我吸支煙的工夫。“這篇小說寫得不錯。”主編說，“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它跟前一篇一樣都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

“可這兩篇東西，”我分辯道，“的確都是我寫的呀。”

“這我就不懂了。”主編說，“實在有點難以置信： 第一篇小說寫得晦澀艱深，因而成了那類尤其不值一讀的宗教俗作；然而第二篇小說——我沒有半點必要恭維你——這第二篇東西我認為相當精彩。——請解釋一下，這是怎么回事？”

我無法向他解釋，而且至今也沒找到這種解釋。在我看來，作家與銀行搶劫犯確實十分相似： 后者煞費苦心設計了竊案，夜深人靜，獨自一人，戰戰兢兢，撬開保險柜，卻不知道能從里面撈到多少金錢和珠寶！他是在對自己可以竊得何種贓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押上了20年監禁、流放和勞改作為賭注！與此相同，小說家和詩人，每當動筆寫一篇新作時，實際上都是在冒前功盡棄之風險。這就好比竊賊打開保險柜后，發現里面是空的，隨即當場被拿獲，從而使以前歷次作案所得統統都被沒收一樣。誠然，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正是因為他有自己的風格，有使自己與眾不同的水印花紋，總之，有證明他“滿師”的合格印章。然而，一旦別人，也就是說讀者和評論家，給他打上這種烙印，真正的考驗便隨之開始了。因為從這時起，寫作對他來說已不再是“別無選擇”，而成了一種駕輕就熟的活計，雖屬如法炮制卻都帶有“合格”的印章。對搶劫銀行的慣犯和拳擊場上的老手來說，每一次新的作案或每一場新的比賽，都比以前更加艱難和危險。因為這時，天真無知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當作家的想必也是如此，而且我敢說，許多作家都是如此，盡管他們的書齋里高懸著蓋有行會大印的“合格證”。藝術家有各種各樣的路可走，但唯獨不能走的路是： 棄藝退休，讓“下班”這個既非同尋常又富有人情味且令人向往的詞在生活中兌現。——藝術家的詞匯里沒有這個詞，除非此人的藝術已經到了永遠或一時山窮水盡的地步，因而決心接受這一事實。那么，這人也就不再是藝術家了。然而這種選擇，我是無法接受的。在一個書評會上我曾讀到過這樣的句子，其作者的姓名我已記不清了，故在此恕不提及，原文是這樣的： 人不可能“有點”懷孕，而在我看來，人也不可能“有點”是藝術家，以此類推，無論人們喜歡從事何種職業，都無例外。

別無選擇，——這句話雖非尋常之言，可我迄今為止尚未找到比這4個字對我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更好的回答。藝術是少數具有生命并能傳延生命的活動之一，這既是對其從事者而言，也是對其接受者而言。就像生與死以及介于這兩者之間的萬事萬物很難一成不變一樣，藝術也不可能成為一種如法炮制的“熟活”。當然，有些人墨守成規地活著，不過這種人雖生猶死。有的藝術家、大師成了如法炮制的“熟手”，他們同時也因而無須向自己向別人承認，就自然不再是藝術家了。藝術家不會因為出了拙作而喪失自己的身份，而卻是在開始害怕承擔一切風險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擁有作藝術家的資格。

(宋健飛、葉瀾　譯)

【賞析】

為什么寫作？伯爾的回答竟然是：“我別無選擇。”這是伯爾初次投稿時面對雜志主編質詢時的回答，但也是自己的終極思考：“別無選擇，——這句話雖非尋常之言，可我迄今為止尚未找到比這4個字對我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更好的回答。”他認為，“藝術是少數具有生命并能傳延生命的活動之一”。所以藝術不可能是經驗產生的，藝術需要創造性和永遠的創新。永遠的冒險，永遠的未知，這才是藝術和藝術家賴以生存的條件。倘若一位藝術大師變成按經驗辦事的人，那么他就已經不是真正的藝術家了。因此人人都有成為藝術家的可能性，只是在面對寫作或其他藝術創作可能帶來的風險時，迎頭而上的人變成了藝術家，畏懼風險的人只能作讀者和評論家。寫作的創新帶來的是類似銀行搶劫犯的冒險。也許他的寫作在今世根本沒有知音，藝術家是孤獨的，如同曼德爾施塔姆所說，有時所有的理解和欣賞“需要一個天文時間”和“巨大規模的距離”。

但是寫作的風險雖然巨大，卻總有人癡迷其中，愿意在這場巨大的賭博中獻上青春、尊嚴甚至生命。對伯爾來說，寫作絕對不是脫離現實的田園牧歌，迎合人們懶惰、浪漫、甜蜜的心理和習慣。寫作不可能是脫離現實的幻夢，不可能是純粹的唯美主義的詩歌。寫作應該是制作刺人的針、劍，讓人們無法躲避鋒芒。作家的使命感讓他們必須寫出真相，讓人們在刺激中猛醒，對即將發生的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從而避免更嚴重的損失。因此寫作需要的是作家用一雙真誠的眼睛——人的眼睛去觀察世界，將自己看到的如實地傳達給世人，讓他們發現他們從未發現過的事實，因此而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狄更斯便是如此，監獄、貧民窟、小偷等顯然不是人們所愿意去看的，但是他描寫了這些陰暗面和貧民的掙扎求生的艱難，條件惡劣的監獄、學校。他的描寫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此也使人們考慮改善和改革。這才是真正的寫作。

但人們總是不愿了解和面對真相，因為害怕真相所帶來的不安，因為真相是丑陋而令人頭疼的。而作家的寫作無疑就是一場賭博，真正的作家不能用假象迷惑自己和世界。暴露真相是他的職責，但這冒著極大的風險。因為人們往往是逃避真相的。一旦現實血淋淋地擺在他們面前，他們是否有勇氣去接受這鮮血、丑陋和死亡？如果沒有，顯然，他們將遷怒于作家。人類是奇怪的動物，容易被迷惑和蠱惑，也愿意沉溺其中，不辨真偽。盡管希特勒是在監獄中書寫了那么一本妄想狂的作品，大家卻被激情蠱惑，群情激奮，世界終于踏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一旦有人捅破這層窗紙，卻立刻受到攻擊——“叛國”、“叛徒”等污蔑的罪名紛紛飛來。托馬斯·曼如此，亨利希·曼如此，黑塞也如此。但是誰能否認他們對德國文學、德國文化的巨大貢獻呢？他們沒有畏懼可能的或者說必然的攻擊，敢于冒險把真相告訴世人，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家。“藝術家不會因為出了拙作而喪失自己的身份，而卻是在開始害怕承擔一切風險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擁有作藝術家的資格。”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