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阿爾貝·加繆·局外人》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賞析

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1913—1960) ，法國作家，存在主義文學流派的創始人之一。1913年生于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城。父親是酒窖工人，戰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加繆早年生活貧困，靠母親幫傭度日。1931年進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半工半讀，1936年畢業。加繆曾演過戲，當過導演，在左翼報紙任過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加繆參加抵抗法西斯運動，先后編輯《法蘭西晚報》、《戰斗報》，1945年任《戰斗報》主編。其間與存在主義文學旗手薩特相識，并支持他的活動。1946年起，加繆思想右傾，發表文章和演說反對社會主義。1947年退出《戰斗報》。1951年發表哲學隨筆《反抗者》，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人民革命，表明加繆的某些哲學思想與薩特產生分歧。薩特為此與之激烈論戰，最終兩人絕交。1960年，加繆罹難于車禍。加繆發表的作品有小說、戲劇、散文和哲學隨筆。中篇小說《局外人》 (1942)是成名作。長篇小說《鼠疫》(1947)是代表作。《流亡與王國》 (1957)是較重要的短篇小說集。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的神話》 (1942)反映了他的哲學思想。其他作品還有中篇小說《墮落》 (1956)，劇本《卡里古拉》 (1938) 、《誤會》(1944) 、《戒嚴》 (1948) 、《正義者》 (1949) ，散文集 《反與正》 (1937) 、《婚禮集》 (1939) 、《夏天》 (1939)等。加繆的創作表明世界和人生的荒謬性，人的責任就在于反抗這種荒謬的存在。1957年，加繆獲諾貝爾文學獎。

內容概要 故事發生在本世紀四十年代的阿爾及利亞。主人公默爾索是一家公司的職員。小說以主人公第一人稱敘述： “我”的住養老院的母親死了。“我”趕到離阿爾及爾八十公里的養老院為她送葬。母親的棺材擱在停尸房里。門房準備將棺蓋打開讓“我”看看母親的遺容，“我”說不想看了。母親下葬后回到阿爾及爾。第二天在海濱浴場遇見曾一起工作的打字員，女友瑪麗。“我”和她一起游泳、看電影，最后到“我”的住處住了一夜。幾天后，瑪麗問“我”愛不愛她，“我”回答說： “這種話毫無意義”，“我好象不愛她”。后她又問“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結婚，“我”說“怎么樣都行，如果她愿意，我們可以結婚。” “我”有兩個鄰居。一個叫薩拉馬諾。8年來，他死了老婆后一直跟一條狗廝守在一起。另一個叫萊蒙。他供養著一個情婦，后發覺她欺騙了他，打算懲罰她。萊蒙出了個主意，要“我”替他寫封信給那個情婦，將她引誘到萊蒙的住處。過了幾天，情婦果然上門，被萊蒙揍了一頓。一次，萊蒙約“我”和瑪麗去他朋友的海濱木屋去度假。在海灘上遇到兩個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將萊蒙刺傷逃跑了。萊蒙想報復，沒有成功。他回到了木屋。“我”因怕爬臺階，怕跟兩個女人說話，未進去。為避酷熱，“我”向一片陰影走去，當走近時，恰遇到了刺傷萊蒙的阿拉伯人。“我”并不想替鄰居報仇，“對我來說，那件事已經完了，我來到這兒根本沒想那件事”。可阿拉伯人卻抽出刀來。“刀鋒閃閃發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刺中了我的頭。”此時，太陽熱辣辣地曬著，“我覺得天門洞開，向下傾瀉著大火。我全身都繃緊了，手緊緊握住槍。”“我”就在這無意識中向阿拉伯人開了槍，接著又向尸體連放四槍。“我”被捕了。先是警察局替“我”找的律師跟“我”交談。他問我在母親下葬的那天是否感到難過。“我”說： “毫無疑問，我很愛媽媽，但是這并不說明任何問題。所有健康人都或多或少盼望過他們可愛的人死去。”律師打斷了“我”，要“我”保證不要在法庭上說這句話。“我”對他說，“我更希望媽媽不死”。他啟發著問，在母親下葬的那天，“我”是否控制住了對她的感情? “我”回答說不能那樣說，“因為這是假話”。他很生氣地走了。不久，“我”被帶到預審推事面前，他問“我”在打阿拉伯人時，為什么開了第一槍，又連續開四槍，“我”不知如何回答。他說任何人，哪怕是罪孽深重的人，必須向上帝海過，上帝都能饒恕。他問“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說不。他聽了極為憤怒。“我”的案子開始審訊。法庭庭長讓養老院的院長證明“我”在母親下葬那天表現過于冷靜，下葬后也沒有在墳前默哀。他們又讓停尸房的門房證明“我”不想看看母親的遺體，卻抽煙、睡覺、喝牛奶。在法庭上，“我”的朋友和鄰居為“我”辯護，說“我”是“男子漢”，“不說廢話”，是“正經人”、“老實人”。最后，檢察官將母親下葬和海灘殺人緊緊聯系在一起，從而證明“我”殺人是有預謀的。“我”被判處死刑。“我”想逃避這不可逆轉的進程，考慮上訴。但“我”作了最壞的打算，上訴很可能被駁回。那么，“我”就去死。“誰都知道，活著是不值得的。事實上我不是不知道30歲死或70歲死關系不大”。“反正總是我去死，現在也好，20年后也好。”“我”放棄了上訴。“我”數次拒絕接待神甫。最后一次他進入牢房坐在我的床上，請我坐在他旁邊，我拒絕了。他安慰“我”： “上帝會幫助您的。”但“我不愿意人家幫助我”，“我”也“沒有時間去對我不感興趣的事情再發生興趣。”他氣得兩手發抖。他纏著“我”，還要跟“我”談上帝。他硬要為“我”祈禱，“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好象我身上有什么東西爆裂了似的，我扯著喉嚨大叫，我罵他”，“把我內心深處的話，喜怒交迸的強烈沖動，劈頭蓋臉地朝他發泄出來。”神甫走后，“我”平靜下來。在這生命將盡的時刻，“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 “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我”太孤獨了。為了使“我”不那么孤獨，“我”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之以仇恨的喊叫聲。”

作品鑒賞 默爾索跟常人一樣，他工作、交友、游玩。可他更迥異于生活中的人，他是那樣的怪異。母子之愛，原是人世間神圣的感情，而默爾索對母親卻極為冷漠。他連母親的年歲都弄不清; 母親住養老院，他怕占用星期天休息日，很少去看望。母親死了，對于常人來說，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 可在默爾索的感情冰水中，激不起細微的漣漪。養老院要他再看看母親的遺體，他阻止了，說自己不想看，雖然他離開她已有一年，在送葬過程中，默爾索除感到難以忍受的炎熱之外，毫無傷痛之意。下葬的第二天，就投入跟女友的歡愛之中。默爾索顯然不是現實的人，而是作家著意塑造的荒誕的“局外人”。小說全力渲染人物對于世界、社會、人生、乃至自我的局外感。對于母親之死，默爾索就站在母子關系的局外，漠然置之。女友要跟他結婚，他也超然于戀人關系的局外，無可無不可。對于他的兩個鄰居，說不上是同情還是厭惡。他做任何事情，毫無情感色彩。默爾索作為“局外人”的性格特征，集中表現在他對死亡的態度上。死前他拒絕向神甫懺悔。對于死，他不感到恐懼; 對于生，也沒有過多的留戀。在生命結束的前夕，他倒覺得自己是“幸福”的。默爾索實在是一個超乎一切的十足的“局外人”! 相對現實人物而言，“局外人”是一種荒誕的變形。加繆塑造這個人物是為了表現他的哲學觀點。他認為，現實存在的一切都是荒誕的《局外人》集中表現了法律的荒謬性。默爾索在毫無殺人動機的情況下犯了罪，可是法律不是用證據，而是以荒誕的推理給他判罪。審判官將他在母親下葬時沒有哭泣、跟開槍殺人這兩件毫不相干的事聯系在一起，從而斷定默爾索殺人是有預謀的。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不讓犯人聲辯。“他們好象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更有甚者，檢察官還將默爾索的案子跟一宗弒父案聯在一起，說：“一個在精神上殺死母親的人，和一個殺死父親的人，都是以同樣的罪名自絕于人類社會。”多么可笑的邏輯，多么荒唐的法律!默爾索就是“意識到一切都是荒謬的人”。既然人生原是一出荒誕劇，那么，一切都不必愿望，不必執著，不必認真、不必熱情，極端的冷漠才是唯一可奉行的人生哲學。加繆極為贊賞默爾索對荒謬的認識和漠然的人生態度。《局外人》最后一段，作家以充滿哲理和詩情的語言傳達了默爾索臨刑前夕的心理活動。“我好象是兩手空空。但是我對我自己有把握，對一切都有把握”，“對我的生命和那即將到來的死亡有把握。”因此，“我” “是幸福的”。這種“把握”，就是人物對荒謬現實的徹底洞察，就是冷漠、傲然的人生態度以及蔑視死亡、天神的氣概，無疑，默爾索的形象具有形而上學的寓言意義。“局外人”成為二十世紀西方畸零人的共名，他概括了三、四十年代的部分青年對現實的絕望心理。不言而喻，“局外人”憤世嫉俗是可取的，悲觀絕望則應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