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邊塞詩？邊塞詩大抵指的是寫到邊塞風光、軍民生活和戰爭的詩，其中應包括送人赴邊詩，還有反映后方對邊塞問題關心和思念邊防戰士的詩，其內容是比較廣泛的。“邊塞”的地域范圍，主要是從東北到西北沿長城和絲綢之路展開的地帶，因為秦漢隋唐的邊塞戰爭大多發生在這里。另外，安史之亂后，唐西南的劍南道地區，常受到吐蕃、南詔的侵擾，也成為新的“邊塞”。

邊塞詩不始于唐代。《詩·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詩寫士卒的戍邊生活，玁狁即秦漢時的匈奴，這大概就是最早的邊塞詩了。漢樂府中有一些寫戰爭的詩，如《戰城南》，但所寫的戰爭未必是邊塞戰爭。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大概是最早歌唱邊塞風光的詩。魏晉南北朝文人，零零星星寫過一些邊塞詩，如左延年《從軍行》，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代陳思王白馬篇》，劉孝標《出塞》，還有南朝多個文人如沈約、吳均、江淹等寫的《從軍行》等。其中鮑照的詩寫得較好，如《薊北門行》有“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張”的句子，想象新奇。而其他多數的詩，大都浮泛抽象，缺乏真切感，因為南朝文人都生活于江南地區，并沒有親歷邊塞，寫景寫情多根據間接材料虛擬懸想，模擬的跡象很明顯，如上面說的沈約等的《從軍行》，就是如此。由于作品零散，佳作少，故唐以前的邊塞詩，尚不足以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專門的題材類型。

應該說，在初唐時期，邊塞詩作為一個專門的題材類型，已經可以成立。唐代邊塞詩是在唐代版圖空前擴大，唐帝國在邊地展開頻繁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活動的基礎上產生的。唐王朝統一全國之初，邊患嚴重，東突厥頡利可汗連年率兵入寇，唐高祖李淵曾想遷都以避其鋒芒，被李世民勸阻。唐太宗即位后，于公元630年大破東突厥，捕獲頡利，唐的聲威大振；后又向西進軍，取得西域天山南路各國，并在唐高宗時消滅西突厥。那時候，境外各國紛紛來附，唐的疆域空前擴大。當時，由于軍事、政治、外交等各種活動的需要，不少文人奔赴邊地，從而寫出了若干邊塞詩。僅就詩人而言，貞觀詩壇的盟主唐太宗李世民，曾親自率兵征高麗，又曾至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會鐵勒諸部使臣，寫下了《遼東山夜臨秋》等邊塞詩。“以文章進”的貞觀重臣兼詩人楊師道、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都曾隨從太宗征高麗；貞觀詩人陳子良曾游塞北，作《于塞北春日思歸》詩；“有文辭”的高宗朝宰相來濟貶為庭州（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刺史，突厥來犯，他領兵抗擊，歿于陣中。高宗、武后時期活躍于文壇的“四杰”中，盧照鄰嘗出使河西，駱賓王曾從軍北庭，各有邊塞詩十余首傳世。武后、中宗朝以詩名世的“文章四友”中，李嶠嘗出使朔方筑六州城，有《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爾而作》詩；蘇味道曾隨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征突厥，任管記，寫下邊塞詩《單于川對雨二首》；崔融曾隨梁王武三思征契丹，任掌書記，今存有邊塞詩五首；杜審言也曾因公事到過邊城嵐州（今山西嵐縣北），其《行經嵐州》云：“自驚牽遠役，艱險促征鞍。”略晚于“四友”、在當時詩名籍甚的宋之問，曾出使河東天兵軍，有《使往天兵軍約與陳子昂新鄉為期及還而不相遇》詩；提倡風骨和興寄、對唐詩發展有重大影響的詩人陳子昂，曾兩度從軍，親臨沙場，留下邊塞詩二十余首，其成就為初唐寫邊塞詩者之冠；詩篇多為時人諷誦的喬知之，曾隨將軍劉敬同北征同羅、仆固，為監軍，今存邊塞詩五首；因七古名作《古劍篇》受到武后賞識而蜚聲詩壇的郭震，累任邊帥，有《塞上》詩傳世；“少以文辭知名”的珠英學士崔湜曾從軍，其《塞垣行》：“昔我事論詩，未嘗怠經籍。一朝棄筆硯，十載操矛戟。”《早春邊城懷歸》云：“大漠羽書飛，長城未解圍。……歲盡仍為客，春還尚未歸。”珠英學士王無競曾使邊，有《北使長城》及《滅胡》詩。徐堅、張說、李邕在初唐時也各有入幕的經歷：徐堅釋褐“汾州參軍事，部送邊糈，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為管記”（張九齡《徐堅神道碑》）；張說武后時從清邊軍總管王孝杰討契丹，為管記（《通鑒》卷二〇六）；李邕長安四年（公元704年）入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姚崇幕，為判官（蘇颋《命姚崇等北伐制》）。以上所舉，皆當時之名家，至于出塞的一般詩人、文士，自然更多，只是由于史料缺乏，難以一一考出罷了。可以說，文人出塞，對于初唐邊塞詩的發展以及唐代詩風的變革，都具有推動的作用。我們知道，初唐詩壇受齊梁浮艷詩風的影響較深，而當時的邊塞詩，則較多地繼承了北朝民歌，乃至建安詩歌的作風，往往顯得雄渾而剛健，所以我們說，初唐邊塞詩的創作，對唐代詩風的變革，具有推動的作用。但是，初唐的邊塞詩，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方面來看，都還沒有進入唐代邊塞詩創作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