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①，宛丘學舍小如舟。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②。
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③，肯為雨立求秦優④？
眼前勃谿何足道⑤？處置六鑿須天游⑥。
讀書萬卷不讀律⑦，致君堯舜知無術⑧。
勸農冠蓋鬧如云⑨，送老齏鹽甘似蜜⑩。
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
余杭別駕無功勞(11)，畫堂五丈容旂旄(12)。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13)。
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棰(14)。
道逢陽虎呼與言(15)，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
文章小伎安足程(16)，先生別駕舊齊名。
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注釋】

①宛丘：陳州的別名。時蘇轍任陳州州學教授，故蘇軾戲稱之為“宛丘先生”。長如丘：身材長大，高如山丘。

②欠伸：打呵欠，伸懶腰。

③方朔：東方朔，漢時人?！稘h書·東方朔傳》載：東方朔對武帝說：“侏儒長三尺余，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④秦優：指秦始皇的歌童(名旃，也是一個侏儒)?！妒酚?middot;滑稽列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殿前執楯的衛士)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⑤勃谿(xi)原指家庭中的爭吵，此指家庭瑣事。

⑥六鑿：即“六情”，指人的喜、怒、哀、樂、愛、惡。天游：指精神無拘無束，游于天地自然之間。《莊子·外物》：“胞(腹)有重閬(空曠)，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

⑦律：法律、律令。當時朝廷正在變法，十分重視律學。

⑧術：指治國之術。

⑨勸農冠蓋：指朝廷派往各地視察農事的官員。冠蓋原指達官貴人們車上所張的傘，這里用以代指官員。

⑩送老：猶言養老。齏(ji)：切碎的腌菜或醬菜。齏鹽：代指學官的清苦生活。韓愈《送窮文》：“太學四年，朝齏暮鹽。”

(11)余杭：即杭州。別駕：漢官名，是州刺史的佐吏。隋唐時州佐稱別駕或長史。宋于諸州置通判，職守與別駕同。蘇軾時任杭州通判，故有此稱。

(12)旂(qi)：古時旗幟的一種。旂旄：指儀仗。

(13)騷騷：風勁貌。

(14)疲氓：貧苦百姓。棰(chui)：一種刑具。鞭棰：這里指用刑具拷打百姓。

(15)陽虎：即陽貨，春秋后期魯國季孫氏的家臣，后專擅魯國國政。他想結交孔子，孔子設法避開，不與之相見。

(16)伎：同技。程：計算。安足程：何足計較，算得什么。

【評析】

南宋時的嚴羽在談到宋詩的特點時，曾經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滄浪詩話·詩辯》)這段話后來就成為人們批評宋詩的最主要的論點，連一些推許宋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是宋詩之病。嚴羽自己更是非常自負地說，他對宋詩的批評，“真取心肝劊子手”，“乃斷千百年公案”(《答吳景仙書》)，似乎可以給宋詩蓋棺論定了。

其實，我們今天看起來，這結論也并不是很全面的。這還不僅僅是出于王世貞說過的“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四十六《宋詩選序》)的理由，而是我們覺得，對“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本身，也應該做一點一分為二的分析。詩歌是一種形象化的藝術，假如把詩寫得如“經義策論之有韻者”(劉克莊《竹溪詩序》，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徒具分行押韻的形式而全無形象，那當然是絕對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呢？如果散文的敘述手法和結構手段能給詩歌帶來一些有益的因素；如果詩中的議論是結合形象、融注感情的議論；如果在詩中隸事用典能夠深化詩歌的意境和內涵，增加詩歌的含蓄性、生動性和表現力，從而達到以少許勝多許的目的，那么，又為什么要對它加以否定呢？

蘇軾是宋詩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戲子由》一詩，又是他“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典型作品。分析這首詩，對我們全面地了解宋詩的特點，無疑是會有幫助的。

《戲子由》這首詩，寫于熙寧四年(1071)蘇軾到杭州通判任不久。當時他的弟弟蘇轍在制置三司條例司作屬官，因與呂惠卿“論多相忤”，又與王安石在“青苗法”問題上發生爭執，遂出為陳州府學教授。蘇軾為了安慰、勉勵自己的弟弟，寫下了這首著名的七言古詩。

此詩以“戲”為題，所以文字也“詼詭有奇趣”。開頭四句，在一幅可笑的畫面中展示了蘇轍的形象：這位陳州府學的教授身材高如山丘，卻住在像船艙一樣狹小的學舍里；平時低頭誦讀經史，倒也罷了，可是偶而直起腰來打個呵欠，頭就會重重地碰在屋梁上，好象被打了一下。在這幅畫面中，對比是如此的鮮明，甚至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它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這種不和諧中，究竟包含著什么不合理的因素？事實上，人們是不難發現這畫面的寓意的——它正是蘇轍政治上受到排擠后的艱難處境的一個藝術的縮影。

以下的十二句，便是寫蘇轍在這種艱難處境中的凜然氣節和豁達態度。

州學的學舍不僅狹小，而且是簡陋的。對于“斜風吹帷”、寒“雨注面”的學官生活，別人都引以為恥，而蘇轍自己卻處之泰然，沒有絲毫羞愧的表示。在這里，作者連用了《漢書》、《史記》中的兩個典故，來表現蘇轍雖官卑家貧卻高傲不屈的性格!他寧肯做“饑欲死”的東方朔和“雨立”的陛楯郎，也決不愿降低身份、卑躬屈節，去向那些得寵的侏儒們爭競或乞求什么。這兩個典故，表面上是由蘇轍的身材長大引起聯想，而實際上，卻是準確地抓住了古往今來總是“大人”受屈而“小人”得寵這一事實，恰如其分地表現了當時蘇轍的不平，用典十分貼切。

家庭生活中種種煩人的瑣事也給蘇轍帶來困擾，但他卻能從中超脫出來，讓精神游于廣闊的天地之間，而不為俗慮所困。“眼前勃谿”這兩句詩，出于《莊子·外物》的“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過去有人解釋這首詩，將“勃谿”二字說成是“婆媳爭吵”，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因為莊子所說的兩句話，前一句只是對后一句的一種比喻，兩句并不是并列的關系；蘇軾此詩強調的重點也是“天游”，故不應將“勃谿”二字坐得太實。更何況蘇軾兄弟的母親早在嘉祐二年已經去世，蘇轍家中居處再小，也不致引起“婆媳爭吵”。所以此處的“勃谿”二字，以解作煩人的家庭瑣事為宜。

除了學官生活的清苦、家庭瑣事的煩擾之外，仕途的困厄更是對蘇轍的沉重打擊。詩中說，盡管蘇轍“讀書萬卷”，卻因為“不讀律”學，徒有“致君堯舜”之“志”，而無“致君堯舜”之“術”，結果只能做一個州學的學官，讀讀經史、教教學生罷了。這是很明顯的譏刺時事的反語：堯舜時代有什么法律？難道堯舜是靠法律成為圣明之君的？清代的高步瀛說這兩句詩是“心所痛疾而反言出之，語雖戲謔而意甚憤懣”(《唐宋詩舉要》卷三)，分析是準確的。

但是，蘇轍自己對于仕途的窮達，卻不以為意。盡管“勸農冠蓋鬧如云”，朝廷派下來推行新法的大員們熙來攘往，威風顯赫，“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朋九萬《烏臺詩案》載蘇軾供詞)，而蘇轍卻因為“學官無吏責”(同上)，而對此不聞不問，悠然自樂地過著他清苦的學官生活。這就把蘇轍安于清貧、對仕途功名無縈于懷的高尚情操表現了出來。作者最后用“眼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兩句詩，概括了蘇轍身處逆境而卓有氣節的可敬形象，對這一層的意思做了完整的總結。

以上十六句著重從正面來表現蘇轍，是全詩最重要的部分。下面的十句，作者將自己和弟弟相對照，通過寫自己的“氣節消縮”，來進一步反襯出蘇轍的品節高卓。

“余杭別駕”以下四句，寫自己的居處豪華寬敞、富麗堂皇，絕無風雨之憂，來與蘇轍進行對比。其中“畫堂五丈容旂旄”與“宛丘學舍小如舟”，“重樓跨空雨聲遠”與“斜風吹帷雨注面”，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使“余杭別駕”和“宛丘先生”的生活條件，如此天壤懸殊地擺在人們面前。

但是，得到這樣優渥的生活條件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一個人的正直和良心。這使詩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對貧苦的百姓鞭笞用刑，這是作者平生所慚愧的事情，現在卻只能“不恥”去做了；“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碰到那些達官顯貴，盡管自己心里十分鄙視他們，表面上卻不敢得罪，只好和他們委蛇周旋。想到這些，作者在心中痛苦地自責著：像這樣降心屈志，消磨氣節，縱然是身居高位，又有什么益處呢？“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這兩句，與蘇轍的“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的形象再一次形成對比，不僅真實地表現了作者的可悲處境，而且很典型地反映了封建時代一個正直官吏的內心矛盾。在對比中，蘇轍的堅持操守、剛直不屈的形象，也就被襯托得更加鮮明。

最后的四句，是對以上兩層文字的綰合，也是對全詩的收束。既然兄弟倆在各方面都相去甚遠，那么可以相提并論的，大概就只有兩個人都擅長于詩文這一點了?？墒?，作者嘆道，詩賦文章畢竟只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對于經邦治國又有什么用處!何況兄弟二人“如今衰老俱無用”，過去那些詩文就更顯得毫無意義，還是把它們交給時人去隨意評說、分辨重輕吧!在這里，作者表面上是嘆息“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杜甫《貽柳少府》)，實際上，則是對自己和弟弟的蹉跎歲月、報國無門表示深深的憤慨。作者當時只有三十六歲，卻在詩中自言“衰老”，他的牢騷情緒是顯而易見的。

這首詩題為《戲子由》，實則通篇以戲謔之語寫憤懣之情，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是相當嚴肅的：第一層，嘲戲子由的官卑家貧，但卻是為了歌頌他的高尚節操；第二層，自嘲“氣節消縮”，卻又為表現對氣節的看重；最后一層，嘲笑“文章小技”，卻在于感嘆自己的報國無門。全詩寫得開闔掩映、抑揚變化，嬉笑怒罵，皆成妙筆。“文則跌宕昭彰，情則欷歔悒郁”(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十分鮮明地顯示了杭、密時期蘇詩的風格，不愧為作者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這里，讓我們再回到“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個問題上來。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首詩的散文化、議論化和大量用事的特點，但我們覺得，這種傾向并沒有破壞詩歌形象的美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恰恰是增加了此詩的藝術魅力。

這首詩的結構明顯地吸取了散文的手法，由分寫到合寫，層次宛然。寫子由則“頭長低”與“氣不屈”對比，寫自己則“居高”與“志下”對比；而兩個人之間，地位、節操，又形成更進一步的對比。像這種前后勾連，完整嚴密的結構方法，很有力地表現了全詩的主題。另外，此詩語言的散文味道也很濃，除了“任從”、“勸農”二聯使用對句之外，全詩皆散句單行，而且往往不拘平仄，和唐人七古的大量使用對句和較多律詩腔，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也是此詩寫得揮灑奔縱、暢所欲言的重要原因。像這些地方，都表現出宋詩散文化的不容忽視的優點。

此詩的用典也是較多的，但作者善于以意使事，根據所要表達的題旨和感情的需要來組織和運用典故，所以并不給人以生硬晦澀之感。例如“任從”二句中，東方朔和陛楯郎不僅與蘇轍身材相似，而且有著同樣可悲的處境；“送老齏鹽”一句，不僅因為韓愈和子由身分同為學官，更因為他們有著同樣不幸的遭遇。“道逢陽虎”一句，雖然被紀昀批評為“何至以孔子自居”(其實這只能說明紀昀的迂闊)，但表現作者內心的自責，卻是極沉痛而深切的。這些散在經史中的故實，經過作者剪裁熔鑄，點化入詩，都十分貼切而精當，大大增加了詩歌語言的容量。如果抽掉了這些典故，只按作者的原意直說，此詩無疑就要大為減色了。

此詩也有好幾處議論，但由于詩人注意將議論結合形象并融入感情，所以并不給人以空洞說教的感覺。比如作者總評子由的“門前”二句，用“萬事不掛眼”來表示他對世俗和權貴的輕蔑，似乎“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用“頭低”表示他不得意的處境，而用“氣不屈”來表現他剛毅正直的性格，語言都是高度形象化的。像這樣的“議論”，與“描寫”并沒有判然的界限。又比如作者自嘲的“居高”二句中，用了“消縮”一詞來形容氣節，好象氣節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有體積、有重量的東西似的，給人以很強的形象感，比用“消失”“減退”之類的詞要生動得多了。像這些地方，雖然我們明知其為議論，卻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而讀得興趣盎然，這不能不說是作者“長于議論”的結果。

總之，讀了《戲子由》這首詩，我們深深地感到，對于宋詩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是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的。盡管在某些宋詩(包括蘇軾的一部分作品)中，“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確實存在著消極的影響，甚至有“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見《袁中郎全集》卷一)之弊，但對它做出全盤否定的結論，卻是不公平的。作為一代文學的最重要的特點，我們有必要對它進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充分肯定其積極的一面，以求對蘇詩、乃至對整個宋詩，做出更為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