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
自是古賢因發(fā)憤，非關(guān)詩道可窮人。
鐫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
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濱。
-----王令

王令對于大詩人杜甫是非常尊敬的。《讀老杜詩集》這首七律，既對杜甫詩歌作出高度的評價，又對詩人一生悲辛的遭際，寄予真摯的同情。詩的開頭兩句:“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作者贊嘆杜詩的成就，是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氣吞風雅”，達到精妙無比的程度。然而詩人在當時卻被認為是碌碌無奇，雖有絕代的才華，并不能為時所用。《詩經(jīng)》中的《國風》、《大、小雅》，大都是寫實的詩篇，反映出當時的時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別》、《羌村》三首等作，不殊《國風》；《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哀王孫》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述懷》、《彭衙行》等篇，可方《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后，元稹、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詩人，無不對杜詩倍加贊揚，杜詩對后世影響之大，也是無與倫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極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寫他自己“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像《醉時歌》“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感嘆“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都可以說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亂離窮困之中度過，并不為當時所重。王令用這兩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極為深沉的。

第三四兩句:“自是古賢因發(fā)憤，非關(guān)詩道可窮人。”進一步表明杜甫詩歌和古代圣賢一樣是因發(fā)憤而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詩三百篇，大抵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的話，杜詩也是如此。時代的動亂，人民的苦難，國事的艱危，都使詩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就是杜詩創(chuàng)作力量的源泉。詩人的生活，確實大多是困窮的，但王令認為不能因此說他們的詩是因“窮而后工”，更不能說是“詩道可以窮人”。歷史上有不少英雄豪杰，他們在沒有乘時而起以前，極度困窮，如韓信乞食淮陰，伍員吹簫吳市，他們都不是詩人，也一樣的窮困，可見“詩道可窮人”不是確論。有些詩人如曹植、謝靈運、謝朓等人，詩也寫得很好，卻不因“窮而后工”。足見“窮而后工”之說，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盡管工詩者以窮人為多，“詩道可以窮人”的說法，王令是極不贊成的。

詩的第五六兩句，是王令詩中被公認的名句:“鐫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三千首”是約數(shù)，杜甫現(xiàn)存的詩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這些詩篇牽涉的內(nèi)容極為廣闊，詩人憂國家之所憂，痛人民之所痛，面對復雜艱虞的社會現(xiàn)實，廣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難。杜甫對于人民的苦難，有著深切的同情；對于國家的命運，有著真摯的關(guān)心，不管自己生活多么困苦，而憂國憂民的熱情，始終沒有衰歇過。除了上述諸種主題以外，即使是詠吟自然景象，懷念親友，詠史懷古，題畫、論藝、論詩、論字，也都有杰出的詩篇。因此“鐫镵物象三千首”這句，是頗能概括杜詩的內(nèi)容的。“四百春”也是舉其大數(shù)，由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杜甫成年計起，至王令在世的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約近四百年，杜甫的詩歌引起后世的崇拜和共鳴，激勵著一代一代的愛國者。那么“照耀乾坤四百春”這句，的確是王令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的聲音。

詩的結(jié)尾兩句，是王令對于杜甫的悼念和感嘆:“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濱。”作者感嘆杜甫雖然大名輝耀后世，詩篇流傳千古，但是這“千秋萬歲名”，畢竟是“寂寞身后事”。據(jù)《舊唐書》及其他有關(guān)記載，杜甫在代宗大歷五年(770)，避亂往郴州依其舅氏崔偉，行至耒陽，因貧病交加，卒于舟中。當時草草葬于耒江邊，直到四十三年之后(憲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把靈柩運歸，安葬在今河南偃師西北的首陽山下。詩人的遺體，在王令寫詩的時候，已經(jīng)不在耒陽了。所以有“惟余孤冢耒江濱”的感嘆，無非是就杜甫身后蕭條的情況而言，以增加對詩人的悼念之情罷了。

全詩寄慨深沉，以贊頌為主，而以嘆惋悲憤的心情出之。幾千年來，有許多偉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于當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借此詩代鳴不平，所以有一種傲兀之氣，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