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北游

北伐方才告一段落，一二三四集團便搞了起來，這便是專心內戰，沒有意思對付外敵，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于是本來就瘋狂了的日本軍閥鬧起“九一八”事件來了。隨后是偽滿洲國的成立，接著是長城戰役，國民黨政府始終是退讓主義，譬猶割肉飼狼，欲求得暫時安靜，亦不可得，終至盧溝橋一役乃一發而不可收拾。計自一九三一以后前后七年間，無日不在危險之中，唯當時人民亦如燕雀處堂，明知禍至無日，而無處逃避，所以也就遷延的苦住下來。在這期間也有幾件事情可以紀述的，第一件便是章太炎先生的北游。

北京是太炎舊游之地，革命成功以后這五六年差不多就在北京過的，一部分時間則被囚禁在龍泉寺里，但自從洪憲倒后，他復得自由，便回到南方去了。他最初以講學講革命，隨后是談政治，末了回到講學，這北游的時候似乎是在最后一段落里，因為再過了四年他就去世了。他談政治的成績最是不好，本來沒有真正的政見，所以很容易受人家的包圍和利用，在民國十六年以浙紳資格與徐伯蓀的兄弟聯名推薦省長，當時我在《革命黨之妻》這篇小文里稍為加以不敬，后來又看見論大局的電報，主張北方交給張振威，南方交給吳孚威，我就寫了《謝本師》那篇東西，在《語絲》上發表，不免有點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說振威孚威，卻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樣來責備他，與實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到得國民黨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他也只好隱居蘇州，在錦帆路又開始講學的生活；逮“九一八”后淞滬戰事突發，覺得南方不甚安定，雖然冀東各縣也一樣的遭到戰火，北京卻還不怎么動搖，這或者是他北游的意思，心想來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形的吧。

他的這次北游，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的春天，不知道的確的日子，只是在舊日記里留有這幾項記載，今照抄于下：

“三月七日晚，夷初招飲，辭未去，因知系宴太炎先生，座中有黃侃，未曾會面，今亦不欲見之也。”

“四月十八日，七時往西板橋照幼漁之約，見太炎先生，此外有逖先、玄同、兼士、平伯、半農、天行、適之、夢麟，共十一人，十時回家。”

“四月二十日，四時至北大研究所，聽太炎先生講《論語》。六時半至德國飯店，應北大校長之招，為宴太炎先生也，共二十余人，九時半歸家。”當日講演系太炎所著《廣論語駢枝》，就中擇要講述，因學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語，所以特由錢玄同為翻譯，國語重譯，也是頗有意思的事。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至北大研究所聽太炎先生講，六時半回家。”

“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來，共磨墨以待，托幼漁以汽車迓太炎先生來，玄同、逖先、兼士、平伯亦來，在院中照一相，又乞書條幅一紙，系陶淵明《飲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飯用日本料理生魚片等五品，紹興菜三品，外加常饌，十時半，仍以汽車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

太炎是什么時候回南邊去的，我不曾知道，大約總在冬天以前吧。接著便是刊刻《章氏叢書續編》的商量，這事在什么時候由何人發起，我也全不知道，只是聽見玄同說，由在北平的舊日學生出資，交吳檢齋總其成，付文瑞齋刻木，便這樣決定了。二十二年的日記里有這一條云：

“六月七日下午，四時半往孟鄰處，于永滋、張申府、王令之、幼漁、川島均來，會談守常子女教養事。六時半返，玄同來談，交予太炎先生刻《續編》資一百元，十時半去。”因為出資的關系，在書后面得刊載弟子某人復校字樣，但實際上的校勘，則已由錢吳二公辦了去了。后來全書刊成，各人分得了藍印墨印的各二部，不過早已散失，只記得七種分訂四冊，有幾部卷首特別有玻璃版的著者照相，仍是笑嘻嘻的口含紙煙，煙氣還仿佛可見。此書刻版原擬贈送蘇州國學講習會的，不知怎樣一來，不曾實行；只存在油房胡同的吳君，印刷發兌。后來聽說蘇州方面因為沒有印版，還擬重新排印行世，不久戰禍勃發，這事也就擱置，連北京這副精刻的木版，也弄得不知下落了。

當時因為刊刻《續編》的緣故，一時頗有復古或是好名的批評，其實刊行國學這類的書，要說復古多少是難免的，至于好名那恐怕是出于誤會了。在這事以前，蘇州方面印了一種同門錄，羅列了些人名，批評者便以為這是攀龍附鳳者的所為，及至經過調查，才知道中國所常有的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恰巧手頭有一封錢玄同的來信，說及此事，便照錄于下，不過他的信照例是喜講笑話的，有些句子須要說明，未免累墜一點：

“此外該老板（指吳檢齋因其家開吳隆泰茶葉莊）在老夫子那邊攜歸一張《點鬼簿》（即上邊所說的同門錄），大名赫然在焉，但并無魯迅、許壽裳、錢均甫、朱蓬仙諸入，且并無其大姑爺（指龔未生），甚至無國學講習會之發祥人，董修武、董鴻詩，則無任叔永與黃子通，更無足怪矣。該老板面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義？答云，絕無，但憑記憶所及耳。然則此《春秋》者斷爛朝報而已，無微言大義也。二十二，七，四。”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太炎去世了，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講他學梵文的事。梵文他終于沒有學成，但他在這里顯示出來，同樣的使人佩服的熱誠與決心，以及近于滑稽的老實與執意。他學梵文并不專會得讀佛教書，乃是來讀吠檀多派，而且末了去求救于正統護法的楊仁山，結果只得來一場的申飭。這來往信札，見于楊仁山的《等不等觀雜錄》卷八，時間大概在己酉（一九〇九）夏天，《太炎文錄》中不收，所以是頗有價值的。我的結論是太炎講學是儒佛兼收，佛里邊也兼收婆羅門，這種精神最為可貴：

“太炎先生以樸學大師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為標準，故推重法華與禪宗，而凈上秘密二宗，獨所不取，此即與普通信徒大異，宜其與楊仁山輩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認佛教出于婆羅門正宗，又欲翻讀吠檀多奧義書，中年以后發心學習梵天語，不辭以外道為師，此種博大精進的精神，實為凡人所不能及，足為后學之模范者也。”

（《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