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中國》序言

——《泰戈爾與中國》序言

王邦維

在今天的中國，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印度名字，除了釋迦牟尼以外，大概非泰戈爾莫屬。釋迦牟尼是佛祖，兩千多年前，佛教傳到中國，中國人就知道了釋迦牟尼這個名字。對于釋迦牟尼，信仰佛教的中國人當然懷有最大的敬意。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釋迦牟尼是佛，也就是神。泰戈爾則不一樣，他在世的時間，不過是百來年。在中印之間兩千多年交往、交流、互相學習的過程中，泰戈爾對我們來說，時代很近，在人們的印象中，更實在，更親切。在釋迦牟尼的身上，我們感覺更多的是一種崇高的神性，而在泰戈爾身上，我們實實在在感覺到的則是一種偉大的人性。

對泰戈爾，人們有許多稱呼：詩人、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改革家，這些稱呼當然都很對。不過，在我看來，泰戈爾最根本的，是他作為一位偉大的人，對人類、對生命的普遍的愛，對自然出自內心的親近。泰戈爾的身上，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泰戈爾追求的，是人類的平等、世界的和平、精神上的完美，即便這不一定合乎時宜，即便這個世界中有很多的不平等，也很不完美。泰戈爾創作的所有詩歌、小說和戲劇，他發表的無數的講話，他所有的社會活動，無不與此相關。他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一種精神上可以追求的目標。因此，說泰戈爾是印度的圣賢，是亞洲的圣賢，也是世界的圣賢，我以為毫不過分。

對于中國人來說，認識泰戈爾和泰戈爾的思想，曾經有一個過程。從最早因為泰戈爾以亞洲人的身份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感覺是為東方人爭了光，我們中國人也“與有榮焉”，到泰戈爾訪華，不同的人，因為思想觀念的不同，在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引起種種激烈的爭議，再到中日戰爭爆發，泰戈爾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強烈譴責，讓我們終于覺得泰戈爾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其實，依我的看法，這中間泰戈爾自己在思想上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變化的是這個世界，更多的還有我們理解問題的角度和某些思想觀念。

如果更仔細地想，真正偉大的歷史事件和真正偉大的歷史人物其實就是如此。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光，泰戈爾思想的價值才逐漸被顯示出來。當然，這也并不奇怪。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思想觀念，它們的出現，都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一些思想，一些觀念，在某一個時候，某一個地區也許會有用，也會有一定的價值，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會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放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段中，或者再放在整個世界的范圍內去檢驗，最后的結果，有一些會被人們放棄，有一些會被人接受，也有一些曾經被懷疑，但最終證明其價值。后者就會具有歷史的意義，普世的意義，也就是說，有了新的，更有影響的生命力。

我們說，泰戈爾的情況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呢？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泰戈爾的思想被證明是有生命力的。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感覺有必要重新討論泰戈爾的思想，原因不就是在這兒嗎？對于泰戈爾，我們過去有過尊重，但也不是沒有過誤解，尊重自然是對的，發生誤解在當時也有種種復雜的原因。開展新的討論，獲得新的理解，可以說現在正是最好的時候。這樣做，無論對于我們認識歷史，還是對于當今的現實，我以為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2011年是泰戈爾誕辰的150周年，為了紀念泰戈爾，同時也由于上面提到的這些原因，兩年前，在跟哈佛大學的Sugata Bose教授及紐約城市大學的Tansen Sen教授商議以后，我們決定在2010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大學召開紀念泰戈爾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題目是“理解泰戈爾：新視野和新研究”（Understanding Tagore: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Research）。北京的這個會議，與2009年11月在哈佛大學召開的“泰戈爾的亞洲觀念與他的時代”（The Idea of Asia in Tagore and His Times）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5月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召開的“行動的時代：泰戈爾的亞洲之旅”（An Age in Motion:The Asian Voyages of Rabindranath Tagore）國際學術研討會互相呼應，成為紀念泰戈爾國際系列活動的一部分。為了北京大學的這次會議，我們也接受了譚中先生的建議，編輯出版這本論文集。

中國和印度，有兩千多年交往的歷史。對于中國人，印度曾經是一個多少有些神秘或者神奇的地方。印度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偉人：釋迦牟尼、大雄、商羯羅、伽比爾、甘地，甚至包括阿育王、阿克巴這樣開明的君主。泰戈爾是其中最晚近的一位。今天的印度，雖然已經不再神奇，但作為中國最大的鄰國之一，我們實在是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可惜這在過去一直做得不夠。在新的世紀里，我們愿意與更多的關心中國和印度的朋友們一起，努力地推動中印友好，了解中印的文化，發展中印的經濟。在我看來，這件事的意義，其實不限于中印兩國本身。中印的人口加起來，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還多，兩個國家的事情辦好了，這個世界上的事情一小半也就差不多辦好了。

感謝本書所有的撰稿人，其中應該特別提到阿莫爾多·沈（Amartya Sen）教授。阿莫爾多·沈也是印度孟加拉人，他的青少年時代，就在泰戈爾的“和平之鄉”度過。他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在國際上被稱做“為窮人說話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這樣的經濟學家當今并不多，因此非常偉大。幾年前因為參加為重建那爛陀大學而成立的顧問小組（Nalanda Mentor Group）的工作，我認識了他。他是我們顧問小組的主席。他對中國十分友好。這幾年我們多次見面。我們在一起，談到印度，也談到中國，每次他總有很多很精辟的意見。他還寫了不少的文章，也有書，討論中印文化。他為本書撰寫的文章，是書中的精華。

我們還要感謝的是譚中先生，書的組稿和編輯工作，主要由他完成。譚中先生是譚云山先生的哲嗣，今年已經是81歲的高齡。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譚中先生繼承他父親的事業，為增加中印兩國之間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做了許多工作。在近代中印交往的歷史上，譚云山是跟泰戈爾有過最密切接觸的中國學者之一。對于中印文化的溝通，兩位譚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次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紀念泰戈爾的研討會，譚中先生實際上也為我們做了很多籌劃和聯絡工作，我們非常感謝。

最后，我想用季羨林先生講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泰戈爾和中國有特別密切的關系。他一生的活動對加強中印兩國人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還親身訪問過中國，也曾邀請中國學者和藝術家到印度去訪問，從而促進了兩國人們的相互了解。這種相互的訪問播下了友誼的種子，一直到今天，還不斷開出燦爛的花朵。

我相信，在新的世紀里，以紀念泰戈爾作為一個新的契機，季先生講的中印友誼的花朵將會越開越多，越開越燦爛。不僅如此，由此我還希望，泰戈爾人道主義的精神和觀念，以及他世界大同的理想能夠在這個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回應。

2010年7月18日于北京大學燕北園

王邦維，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