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

端木蕻良真是一位才子。二十來歲，就寫出了《科爾沁旗草原》。稿子寄到上海，因為氣魄蒼莽，風格清新，深為王統照、鄭振鐸諸先生所激賞，當時就認為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大小說，應該盡快發表，出版。原著署名“端木紅糧”，王統照說“紅糧”這個名字不好，親筆改為“端木蕻良”。從此端木發表作品就用了這個名字。他后在上海等地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其中《鳶鷺湖的憂郁》最受注意。這篇小說發散著東北黑土的濃郁的芳香，我覺得可以和梭羅古柏比美。端木后將短篇小說結集，即以此篇為書名。

端木多才多藝。他從上海轉到四川，曾寫過一些歌詞，影響最大的是由張定和譜曲的《嘉陵江上》。這首歌不像“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樣過于哀傷，也不像“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那樣直白，而是婉轉深摯，有一種“端木蕻良式”的憂郁，又不失“我必須回去”的信念，因此在大后方的流亡青年中傳唱甚廣。他和馬思聰好像合作寫過一首大合唱，我于音樂較為隔膜，記不真切了。他善寫舊體詩，由重慶到桂林后常與柳亞子、陳邇冬等人唱和。他的舊詩間有拗句，但俊逸瀟灑，每出專業詩人之上。他和蕭紅到香港后，曾兩個人合編了一種文學雜志，那上面發表了一些端木的舊體詩。我只記得一句：

“落花無語對蕭紅。”

我覺得這頗似李商隱，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端木的字很清秀，宗法二王。他的文稿都很干凈。端木寫過戲曲劇本。他寫戲曲唱詞，是要唱著寫的。唱的不是京劇，卻是桂劇。端木能畫。和蕭紅在香港合編的雜志中有的小說插圖即是端木手筆。不知以何緣由，他和王夢白有很深的交情。我見過他一篇寫王夢白的文章，似傳記性的散文，又有小說的味道，是一篇好文章！王夢白在北京的畫家中是最為蕭疏淡雅的，結構重留白，用筆如流水行云，可惜死得太早了。一個人能對王夢白情有獨鐘，此人的藝術欣賞品位可知矣！

端木到北京市文聯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被任為創研部主任，這是一個閑職。以端木的名聲、資歷，只在一個市級文聯當一個創研部主任，未免委屈了他。然而端木無所謂。

關于端木的為人，有些議論。不外是兩個字，一是冷，二是傲。端木交游不廣，沒有多少人來探望他，他也很少到顯赫的高門大宅人家走動，既不拉幫結伙，也無酒食征逐，隨時可以看到他在單身宿舍里伏案臨帖，——他寫“玉版十三行洛神賦”；看書；哼桂劇。他對同仁疾苦，并非無動于衷，只是不善于逢年過節，“代表組織”到各家循例作禮節性的關懷。這種“關懷”也實在沒有多大意思。至于“傲”，那是有的。他曾在武漢待過一些時候。武漢文化人不多，而門戶之見頗深，他也不愿自豎大旗希望別人奉為宗師。他和王采比較接近。王采即因酒后鼓腹說醉話“我是王采，王采是我。王采好快活”而被劃為“右派”的王采。王采告訴我，端木曾經寫過一首詩，有句云：

“賴有天南春一樹，

不負長江長大潮……”

這可真是狂得可以！然而端木不慕榮利，無求于人，“帝力于我何有哉！”酒后偶露輕狂，有何不可，何必“世人皆欲殺”！

真知道端木的“實力”的，是老舍。老舍先生當時是市文聯主席，見端木總是客客氣氣的（不像一些從解放區來的中青年作家不知道端木這位馬王爺有“三只眼”）。老舍先生在一次大家檢查思想的生活會上說：“我在市文聯只‘怕’兩個人，一個是端木，一個是汪曾祺。端木書讀得比我多，學問比我大。今天聽了他們的發言，我放心了。”老舍先生說話有時是非常坦率的。

端木晚年主要力量放在寫《曹雪芹》上。有人說端木這一著是失算。因為材料很少，近乎是無米之炊。我于此稍有不同看法。一是作為小說的背景材料是不少的。端木對北京的禮俗，節令、吃食，賽會，搜集了很多，編組織繪，使這大部頭小說充滿歷史生活色彩，人物的活動便有了廣寬天地，此亦曹雪芹寫《紅樓夢》之一法。有些對人物的設計，誠然虛構的成分過大。如小說開頭寫曹雪芹小時候是當女孩子養活的。有評論家云：“這個端木蕻良真是異想天開！說曹雪芹打扮成丫頭，有何根據？！”沒有根據！然而何必要有根據？這是小說，是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小說，不是傳記，不是言必有據的紀實文學。是想象，不是考證。我覺得治“紅學”的專家缺少的正是想象。沒有想象，是書呆子。

端木的身體一直不好。我認識他時他就直不起腰來，天還不怎么冷就穿起貉絨的皮褲，他能“對付”到八十五歲，而且一直還不放筆，寫出不少東西，真是不容易。只是我還是有些惋惜，如果他能再“對付”幾年，把《曹雪芹》寫完，甚至寫出《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那多好！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載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北京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