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東西文化之批判

胡愈之

自從上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人對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些懷疑；醉心于東方文化的，著實不少；而印度哲學的研究，更是盛極一時。幾個月前，印度大詩人、大哲學家泰戈爾氏（Rabindranath Tagore）到瑞士、德意志去游歷講演，到處都受到盛大的歡迎，聽講的人盈千累萬（前期目錄中轉載《時事新報》俞頌華君通訊，及前月《申報》王光祈君的通訊，都有詳細的記事）。戰后歐洲人渴慕東方文化，就此便不難想見了。

這一次泰戈爾到了歐洲之后，歐洲思想界生出一個重要問題：東西文化能互相調和嗎？東方文化能補救西方文化的缺點不能？這個問題成為現實中歐洲學術界辯論的中心。有許多學者都加以肯定的回答，相信歐洲文化已陷于滅亡，非灌輸東方思想——印度、中國的思想——不足以資救濟。但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是一個反對派的主張，他相信東西文化的調和為不可能，而且東西文化在根本上無存在的價值。

抱這一種見解的，是瑞士伯訥大學（Berne University）哲學教授赫爾褒茲（Richard Herbertz）。赫爾褒茲是歐洲著名哲學者之一，他在《新蘇黎世日報》（Neue Zuricher Zeitung）發表一篇批判泰戈爾哲學的論文，下面摘述的，就是這一篇的大意。

一位寬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臨于中歐兵劫以后的瓦礫場，使一群喪亂流離、驚魂未定的眾生，得領略東方恬靜和平的福音，以滅殺其生命的悲哀。這在赫爾褒茲看來也覺得是一個難得的盛會，但是他對于泰戈爾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卻不敢隨眾附和。第一，泰戈爾以為把歐洲的推理科學和印度的玄秘哲學聯合起來，便會產生文明的佳果，要是這話是含有真理的，那么從前歐洲學者對于印度哲學的種種批判，都不免要推翻了。所以在這里赫爾褒茲教授先抬出幾個著名的東方學者來，先講阿爾登堡（Herman Oldenberg）的批評。他說：“印度的哲學者，所講述的不外空想、夢幻的種種，實在和我們相去太遠。他們的哲學和嚴格的遵守現實法則而不能利用現實法則的實證科學比較起來，真是幼稚得很。這些玄想的思想家缺乏嚴格的科學者所用精嚴的推理方法……這一種思想，在西方人看來，自然是一種奇觀，但是可惜除了‘奇觀’之外，再也沒有什么價值了。”

狄森氏（Paul Deussen）是一個精通印度哲學的大學者，他也說印度思想和我們隔得太遠，正如個別星球里的生物從半空掉下來一般。他和西方的思想慣例，全然不同，絕對的不能調和。拉孫氏（Lassen）在他的《印度考古學》里也說，印度是一個孤立的世界，和別的世界不會發生影響，只看在地理上印度也是離群獨立的，這就可以證明。還有佳爾氏（Karl Joel），他以為印度的哲人并不能帶一個新世界給我們，他們不能汲取恒河里邊的水，卻只能對著恒河照他們自己的面容。

假如這一位東方詩人的話是真的，那么從前許多學者的話都是假的了。泰戈爾的講演和他的著書里，屢次說西方文化的衰頹和滅落，唯有輸入東方文化，才可以挽回過來。但從赫爾褒茲說來，這一種理論，不但不能折服西方學者，而且歐洲人要是采用東方文化，勢必是非常危險。因為從歐洲的文化歷史看來，一切進步的根源，大半是出于希臘思想。西方文明有今日之盛，大都出于希臘人之賜，便是將來的進步，也不外希臘思想的繼續發展。所以佳爾氏嘗說：“回退于希臘，這才是前進。”希臘思想和印度思想是根本的不相容的。希臘人主張自己造成人格，造成命運；而印度人則主張自我擴大以消滅宇宙之中。希臘人相信人格是從“地球母親”里跳出來的，是從我們自己創造的宇宙觀里生長起來的；而印度思想卻教我們放大思想感覺之范圍，以與自然一致。兩者如冰炭之不相容。所以西方人要采用印度文化，則必須放棄希臘精神。總之，非雅典則孟買，二者實不可得而兼。

泰戈爾自己也深知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根本不同。他在他的著書《薩達那——到完成的路》（Sadhana，The Way to Fulfillment）里，開首便攻擊古代的希臘文化，他說希臘文化是“發展于城墻之中的”，所以一切歐洲的文化，“都生長于磚石和堅壁所造的搖床之內”。這一種“墻壁”，印入人類的精神界，已是根深蒂固。所以歐洲人有句話，叫做“分裂而征服之”（divide and conquer）。意思就是說，要保障各人的利益，須各自筑起壁壘而守衛之。所以西方文明的要素，是“占有的權力”（power to possess）。我們必須滴了額上的汗，以征服自然，以滿足我們的生活。我們更必須勝過我們的同類，把他們排除，以達較高的地位。泰戈爾以為這種文化是殘忍而無人道的。他反對“占有的權力”，而主張“聯合的權力”（power of union）。這一種理想是基于人和宇宙全體的聯合的，印度哲人以為人與自然中之神聯合一致，是人類最后的目標，最高的完成。而西洋文化則不然，“他們把行動和取得看得非常之重，所以西方人只知崇拜勢力，恍惚人是立定主見，什么東西都要用強力去奪來的，他們總是喜歡用力去干，而不愿意聽之自然”。

這一類的話，西方人早就聽得不少了。中國學者辜鴻銘也是這樣說，他以為歐洲文明，在根本上，是只承認暴力，而不承認和諧的。英國文學家嘉萊爾（Carlyle）有句話：“近世的歐羅巴是擾亂加憲兵。”這一句話最足以道破西方文化的內幕。泰戈爾所稱為“權力崇拜”的，辜鴻銘則稱之為“侵略主義”（jingoism）——就是虛偽而有毒的戰爭主義。在政治外交上，固然不用說，便是歐洲人的文化生活，也幾乎完全為這一種侵略主義所占領，所以教育不過是操演戰爭，而一切人類的心靈活動，也都變成了傾軋和凌轢。

這一種極端非難西方文明的論調，在歐洲流行頗廣，而大戰后則尤甚。但據赫爾褒茲說，西方文明的本身上，誠然是有缺點的，但這一種缺點，不見得是東方文化所能補救的。泰戈爾所提出挽救西方文化的靈藥，就是所謂“純粹認識”（pure recognition）。純粹認識是什么東西呢？

據叔本華（Schopenhauer）說，所謂純粹認識就是自我放大與宇宙合為一體的意思，就是把個人意識擴大使沒入于宇宙意識之內。所以不必為了個人權利去占有，卻只要去和萬物合成一體。不必向現象界去要求什么，只要使心和明鏡一般，把眼前經過的一切，都層層地映在心上。這一種純粹意識，便是東方文化的基礎了。

赫爾褒茲說，這一種理論的謬點，是在于把心的境界，一切客觀物體的存在地點，一切文化的根源，沒有弄清楚。所謂文化是從自然、心、經驗三個圈子里生長出來的。西方人過重經驗，自然是一個缺陷，但照印度哲人的主張，全然蔑棄經驗，而使“心”與自然同化、泯滅而成一體，那也未必是對的。因為你盡管去沉思冥想，盡管逍遙于山林之間，與自然化成一體，但是于文化有什么影響呢？這樣決不會生出文化的佳果的。文化是要仗著經驗，仗著自然的克服——不是自然的同化。純粹認識實與文化的根本意義完全矛盾。

末后赫爾褒茲又說：

泰戈爾自己也承認：“人類的主我，是宇宙大王所不能管領的唯一的東西，這是完全自由的……上帝放棄人的心的支配權。他的武裝軍隊，嚴密守衛著人類的前敵。人所以能成為主人，能高出于‘自然’與‘經驗’之上而不受他們的支配，就是在于這一點，文化的起源也是在于這一點。在這里認識已不成為‘純粹認識’了。人——思想者、文化占有者——已從天真的亞當更進了一步。他已偷嘗了智識之果。他已從‘消極經驗的無意識的降服自然的’樂園里，被攆了出來。所以他已不能安安穩穩地依靠自然，他只好流了額汗，自己去賺自己的面包——智慧的面包也包括其內。所以只能用‘占有的權力’以代‘聯合的權力’。因為‘聯合的權力’只在樂園里面才有用處，而樂園里是沒有文化的。反過來說，在文化的領域內，也不會有樂園。現在樂園里的東方之鳥，向歐洲人唱著神秘之歌，用了玄想，用了純粹認識去誘惑我們，可憐我們竟信以為真！其實，這些玄想家，都是騙人的呢！”

原載《東方雜志》，第18卷第17號，1921年9月10日

胡愈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