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泰戈爾

梅蘭芳

正當中國文藝界和印度人民熱烈紀念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誕生100周年的時候，我不禁想起37年前泰戈爾先生訪問中國時，和他接觸的一些情景。

泰翁到北京的前夕，在濟南對教育界的朋友講了話。中國作家王統照為他翻譯，并作了介紹說：“泰戈爾先生的演講，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家、教育家、演說家，譬如一種美麗的歌唱，又如一種悠揚的音樂，請諸君靜聽，方知其妙處。”

泰戈爾以洪亮清越的聲音，熱情洋溢地說：

我受到你們的熱烈歡迎，大家所以歡迎我，大概因為我代表印度人……

今天我用的語言，既非印語，又非華語，乃是英語，這言語上的隔閡，最為痛心。而諸君猶不避風沙很熱心地來聽我說話，由此可證，我們之間有一種不自覺的了解，譬如天上的月亮，它照在水上、地上、樹上，雖默無一語，而水也、地也、樹也，與月亮有相互的自然了解和同情。

我在杭州，有朋友送我一顆圖章，上刻“泰戈爾”三個字，我對此事很有感動。印度小孩降生后，有兩件事最要緊，第一要給他起個名字，第二要給他少許的飯吃，然后這個小孩就和社會發生了不可磨滅的關系。我這顆圖章上刻著中國名字，頭一個便是泰山的“泰”字。我覺得此后仿佛就有權利可以到中國人的心里去了解他的生命，因為我的生命是非與中國人的生命拼作一起不可了……

泰翁的真摯而親切的語言，感動了全場的聽眾。

在北京城里許多次集會中，使我最難忘的是1924年5月8日那一天。泰翁早就選擇了北京來度過他的63歲的壽誕，而我們也早就準備為他祝壽，排演了他寫的名劇《齊德拉》（Chitra）。

是日也，東單三條協和禮堂賀客盈門。祝壽儀式開始，泰翁雅步入席，坐在第三排的中間，我坐在他身邊，有機會細細端詳他的豐采。他頭戴絳紅呢帽，身穿藍色絲長袍，深目隆準，須發皓然，藹然可親。

梁啟超先生首先登臺致祝詞，他說：

……泰翁要我替他起一個中國名字。從前印度人稱中國為震旦，原不過是支那的譯音，但選用這兩個字卻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從陰噎氛巖的狀態中雺然一震，萬象昭蘇，剛在扶桑浴過的麗日，從地平線上涌現出來（旦字末筆代表地平），這是何等境界。泰戈爾原文正合這兩種意義，把它意譯成震旦兩個字，再好沒有了。從前自漢至晉的西來古德（古德就是古代有道德的高僧），都有中國姓名，大半以所來之國為姓，如安世高來自安息便姓安，支婁迦讖從月支來便姓支，康僧會從康居來便姓康，而從天竺——印度來的都姓竺，如竺法蘭、竺佛念、竺法護都是歷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地方過他63歲的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全場大鼓掌）我希望我們對于他的熱愛，跟著這名字，永遠嵌在他的心靈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舊愛，借竺震旦這個人復活過來。

泰戈爾被簇擁著走上臺，對中國朋友致謝辭，大意說，今天是他最高興的日子，因為他有了象征中印民族團結友好的名字，他將不倦地從事中印文化的溝通，并誠懇地邀請中國學術界的朋友到印度，在他舉辦的國際大學（Visva Bharti）講學。

接著，中國文藝界的朋友用英語演出了泰翁的名作話劇《齊德拉》，林徽音女士扮演女主角齊德拉。泰翁捻須微笑。他對我說：“我希望在離開北京之前，看到你的戲。”我說：“因為您的演講日程已經排定，我定于5月19日請您看我新排的神話劇《洛神》，這個戲是根據我國古代詩人曹子建所作《洛神賦》改編的，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以后，泰翁與他的同伴，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名畫家難達婆藪（Nandalal Bose），和印度其他一些著名學者在北京輪流作了各種專題演講，受到學術界的歡迎。

有一次，我聽泰翁演講，題目是《巨人的統治——撲滅巨人》，當他說到亞洲人受西方人的壓迫掠奪已非一朝一夕時，下面有幾句話是極其振奮人心的。他說：“……吾人往者如未破殼之雛雞，雖在殼中亦有隱約光明，但限度極小，世人疑我等終不能脫殼，但吾人自信必能破殼而出，達到真理最深處。”

5月19日，我在開明戲院（現在的民主劇場）演出《洛神》，招待泰翁觀劇。我從臺上看出去，只見詩人端坐包廂正中，戴絳色帽，著紅色長袍（按此為國際大學的禮服），銀須白發，望之如神仙中人。還有幾位印度學者也都坐在一起，聚精會神地看完了這出戲。泰翁親自到后臺向我道謝說：“我看了這個戲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面談。”

泰翁定29日夜車赴太原。那天中午，我和梁啟超、姚茫父等為泰翁餞行。泰翁來時，是穿中國的黑絨鞋，我問他習慣否，他說：“中國的鞋子柔軟輕松，使雙足不受箍勒壓迫，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鞋子。”他還告訴我：“前幾天到湯山小住，溫暖的泉水滌凈了我身上的塵垢。在晨光熹微中，看到艷麗的朝霞，蔚藍的天，默默地望著地上的綠草，曉風輕輕搖撼著剛從黑夜里蘇醒過來的溪邊古柳，景色是使人留戀的。”停了一會，詩人若有所思地說：“那天在郊外閑游，看見農民蹲在田壟邊，口含旱煙管，眼睛望著天邊遠處，頗有詩意。”

席間泰翁談到《洛神》，他對我的表演作了鼓勵，唯對《川上之會》一場的仙島布景有意見。他說：“這個美麗的神話詩劇，應從各方面來體現偉大詩人的想象力，而現在所用的布景是一般而平凡的。”他向我建議：“色彩宜用紅、綠、黃、黑、紫等重色，應創造出人間不經見的奇峰、怪石、瑤草、奇花，并勾勒金銀線框來烘托神話氣氛。”以后我曾根據泰翁的意見，請人重新設計《洛神》的布景，在不斷改進中有很大的提高，但還沒有達到最理想的程度。

泰翁認為，美術是文化藝術的重要一環，例如中國劇中服裝、圖案、色彩、化裝、臉譜、舞臺裝置，都與美術有關。藝術家不但要具有欣賞繪畫、雕刻、建筑的興趣和鑒別力，最好自己能畫能刻。他還告訴我關于他學畫的故事：“我一向愛好繪畫，但不能畫，有幾次我在詩稿上涂抹修改，無意中發現頗有畫意，打算由此入手學畫。”

竺詩人說：“我的侄兒阿伯寧·泰戈爾（Abanindranath Tagore）是印度藝術復興運動中的先鋒，孟加拉畫派的創始人。他畫過以法顯、玄奘兩位法師到印度取經為題材的《行腳圖》。可惜這次沒有帶來。”

竺詩人即席介紹印度名畫家難達婆藪，他說：“婆藪先生是阿伯寧·泰戈爾的繼承人，孟加拉畫派的杰出畫家，我所著的書，裝幀、插畫，大都出自他手，他對中國畫很有興趣。”

泰翁還談到幾天前和中國畫家聯歡座談，交換了意見。他問我：“聽說梅先生對繪畫曾下過工夫。”我告訴他：“那天出席的畫家如齊白石、陳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師。”我指著茫父先生說：“我愛畫人物、佛像，曾畫過如來、文殊、觀音、羅漢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導。”

飯后，我向難達婆藪先生求畫，他欣然命筆，對客揮毫，用中國毛筆在檳榔箋上畫了一幅水墨畫送給我，內容是古樹林中，一佛趺坐蒲團，淡墨輕煙，氣韻沉古。可惜當時沒有請教所畫的故事題材，后來我在畫上以意為之地題作《如來成道圖》，世襲珍藏，直到如今。

有人問泰翁：聽說詩人對繪畫、雕刻、歌唱音樂無所不通，此番聽了《洛神》的音樂歌唱有何感想?他笑著說：“如外國蒞吾印土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我們乍聽這句話，不懂他的含意。座中有一位熟悉印度風俗的朋友說：“芒果是印度果中之王，吃芒果還有儀式，仿佛日本的‘茶道’（日本人請朋友喝茶，主賓都有一定的禮節，稱之為‘茶道’）。泰翁以此比喻，是說中國的音樂歌唱很美，但初次接觸，還不能細辨滋味。”

梁啟超先生問泰翁：“這次詩人漫游中國，必有佳句，以志鴻爪?”竺詩人答：“我看了《洛神》，正在醞釀一首小詩，送給梅先生。”大家見他凝神構思，都不去打擾他。他先在手冊上起稿，然后用中國筆墨作細書，寫在一柄紈扇上，原文是孟加拉文，又自己譯成英文，落了我的款，簽上他的名，并興致勃勃地用孟加拉語朗誦了他的新作，我們雖不懂印度話，但從他甜軟的聲音，鮮明的節奏里，就有月下清梵、泉鳴花底的美感，我從泰翁手里鄭重地接過扇子，向他深深地道了謝。

夜間，我們到車站送行，彼此都有依依惜別之情，我問泰翁這次到北京的感想，并盼他再來。他說：“兩三年后我還要再來，我愛北京的淳樸的風俗，愛北京的建筑文物，愛北京的朋友，特別使我留戀的是北京的樹木，我到過倫敦、巴黎、華盛頓，都沒有看到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國人有北京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美麗的都城，是值得驕傲的。”在汽笛長鳴，飆輪轉動的前幾分鐘，竺詩人緊緊握著我的手說：“我希望你帶了劇團到印度來，使印度觀眾能夠有機會欣賞你的優美藝術。”我答：“我一定到印度來，一則拜訪泰翁，二是把我的薄藝獻給印度觀眾，三來游歷。”

1929年春，泰翁曾重游中國，到了上海，詩人回國時，宋慶齡先生主持了隆重的送別儀式，并贈送他一批中國的土產禮物，其中有一套手工精制的泥質彩繪臉譜，最為泰翁欣賞。而我于1935年訪問蘇聯后，漫游歐洲，考察戲劇，歸舟路過孟買，登陸小憩半日，但始終未能踐泰翁之約。直到中國解放后，中印兩國文化交流才大有發展，印度文化藝術團體曾不止一次地訪問中國，1954年冬，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了印度。在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馬德拉司四個大城，演出了京劇，受到印度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李少春同志回國后告訴我，他們在孟加拉邦寂鄉（Santiniketan）訪問了泰戈爾先生的故居，緬懷詩人豐采，為之神往。

今年的暮春，在紀念泰戈爾先生百年誕辰的前一些日子，我把珍藏已久的那柄紈扇找了出來，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吳曉鈴、石真同志來推敲泰翁原作的精神。石真同志曾在泰翁創建的印度國際大學的泰戈爾研究所里工作過5年，是一位精通孟加拉語和泰戈爾文學的專家。

石真同志接過扇子，細細賞玩泰翁的親筆題詩，她首先稱贊書法的精妙。她說：“泰翁的書法，為印度現代書法別創了一格，他的用筆有時看似古拙，特別是轉折筆路趨于勁直，但他卻能用迂回婉約之法來調劑，寓婀娜秀雋于剛健之中，給人以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感覺，而整體章法又是那么勻稱有力，充分表現出詩人的氣質。”

當然更吸引她的還是那首詩，她情不自禁地用孟加拉語吟哦起來。我想起37年前泰翁親自朗誦佳作的情景；現在又第二次從聽覺上感受到詩人的親切語言和深厚的友情。

石真同志當時就把這首詩譯成現代漢語：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面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

縹緲的云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峰巒。

她告訴我：“這是一首極為精湛的孟加拉語的即興短詩。這類的短詩，格律甚嚴，每首只限兩句，每句又只能使用19個音綴，這19個音綴還必須以七、五、七的節奏分別排成6行。更有趣味而別致的是，這類的短詩正像我們的古典詩歌一樣，一定要押韻腳，而且每行的‘七’與‘七’之間也要互葉。”這不由得使我想到中國舊體詩絕句，要在短短的20或28個漢字的限制以內，集中而概括地寫出真摯而變化多端的思想感情來，是需要藝術才能的。

石真同志說：“泰翁對我們的古典詩歌是十分稱贊的，詩人雖然不懂漢語，但是他讀了不少英語翻譯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篇，并且時常在著作和講話里征引，這首短詩的意境，便很有中國的風味。他非常形象地用云霧中的峰巒起伏來描述他所熱愛而又語言不通的國家的藝術家那種紗袂飄揚、神光離合的印象，他感覺到美的享受，但又不十分了解戲中所包含的復雜的感情和心理狀態。”她認為，詩人似乎有意識地選擇這樣的形式，并在這首詩的寫作方法上，盡量讓它接近中國風格。

更使我感動的是，吳曉鈴夫婦還談到：在泰戈爾紀念館——泰翁故居的大廳東西窗前，擺著一口特制的保存留聲機片的大櫥，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戲曲唱片，以及前輩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先生等的唱片，羅諦·泰戈爾先生（Ratindranath Tagore）曾經費了很大的氣力找到一只鉆石針頭，在大喇叭筒上為他們播放了幾個片斷。那還是老百代公司的鉆針唱片，當年是我經過仔細選擇，贈送給詩人的微薄禮物。他們在國際大學藝術學院的博物院里還看到一套精制的京劇臉譜模型，泰翁的侄子——阿伯寧·泰戈爾博士曾經據之描繪過彩色擬本。那該就是1929年春，泰翁二次訪華時，宋慶齡先生贈送他的禮物了。

泰戈爾先生雖已逝世20年，但他的熱愛中國的真摯、親切的富有正義感的言行，卻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事例是不勝枚舉的。我想，假使天竺詩人今天還在人間，對中印文化交流必將作出更大的貢獻。

原載《人民文學》1961年5月號

梅蘭芳，京劇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