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詩人泰戈爾與圣蒂尼克坦

常任俠

我在青年時代，就看到過詩人泰戈爾，他有一雙炯炯的深澈的目光。透露出無限的智慧。他的波紋的長發與美麗的須冉，如一古代的圣者，既瀟灑又莊嚴，給我留下永不能忘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我十八歲時到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去讀書，同時也到東南大學去聽文學課和其他名流的學術演講。一九二四年泰戈爾詩翁來華講學，到南京，就在東南大學的體育館為聽眾講詩，當時的翻譯者是詩人徐志摩教授。聽眾云集，擠滿了廣大體育館的所有座位和空隙。詩翁泰戈爾清越的聲音送入每個聽眾的耳里。他的詩篇如初升的新月，萬里清光，照徹宇宙，也如盛放的百花，異香馥郁，飄散園林。從此我就時常誦讀詩翁的著作。文學研究會所譯印的《飛鳥集》《園丁集》《新月集》等等，都是常放在我身邊的詩冊。泰戈爾的詩，在我青年時代的心靈中引起多少次玄思冥想，想象雪山的那一邊，有一位大德長老，行吟林間，他的理想是要掃除一切穢惡，消滅一切壓迫，讓人間充滿和平，成為真正的極樂世界。老有所養，幼有所育，人間有如一家，互相親愛，并且愛及禽獸，愛及草木、昆蟲，它繁榮孳生，變成理想的天國。我被詩翁的哲理所教育，心情向往，因此我也學詩，歌頌我夢寐以求的新的社會。泰戈爾翁可以說是我青年時代學新詩的導師。

一九二八年我再入南京大學文學院學習，探討古典的樂章，探討佛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探討變文與戲曲，探討音韻與梵唄，從湯用彤先生學習梵文與《金七十論》，讀支那內學院所刊行的《大慈思寺三藏法師傳》與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我又向往印度，想起我所師法的泰戈爾詩翁，若果能到他所創辦的世界藝苑（Visva-Bharati），去探討中國與印度自古以來的文化關系，兩國在宗教與藝術上的密切聯系，這對于東方文明的傳播歷程，將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很愿步法顯、玄奘的后塵，為學術作出貢獻。

但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當我修完大學的課程之后，從一九三一年起，就留校任教，到一九三五年我才有機會到日本東京大學去，進一步研究這些課題。日本的古文化受佛教的影響很深，佛教發源于尼泊爾和印度，途經西域，匯集了中央亞細亞各民族的文化與中國古代文明，最后才到達日本，因此在這一條宗教與貿易的絲綢之路上，沿途采集了不少異卉繁花、音樂、舞蹈、繪畫、雕刻、詩歌、傳說，以及各民族的許多智慧，都隨古代哲人的行腳以俱來。我很想常住日本，多得善知識們的教益，然而在東京大學兩年之后，戰端旋啟，就不能不回到南京大學。一九四二年在重慶的山城中，由于受到一些飛來的壓迫，遂去昆明，這就距離印度更進一步。一九四五年秋，德、意、日法西斯全部崩潰，我在昆明東方語專任教，印度泰戈爾大學來聘，我多年的夢想終于實現，可是當我來到泰戈爾翁所手創的圣蒂尼克坦時，詩翁已經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去世了。

圣蒂尼克坦，意為和平村。距加爾各答九十九英里，接近保兒坡這個小車站。原來這周圍的一片荒涼土地，是印度的古老民族山達爾人所居。他們的文化是比較落后的。他們與雅利安人人種不同，而是與達羅毗荼人有相似之處。在這里的古高原地層上，常常有古木的化石出現（我至今尚保存著一段，留作紀念）。詩人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于一八六三年開辟基礎的。泰戈爾翁接著奇跡般地創造出一個和平村，一個森林大學。

泰翁在青年時代到英國留學，以優異的文學成就，馳名藝林，并且得到國際的推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他返印以后，既不愿為官，更不愿為英國殖民主義者工作，他看見數百年來印度民族在莫臥兒帝國和英帝國的統治下，民族文化奄奄一息，便想如何去加以拯救。他請求父親把這一片荒原賜給他，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創造一個全世界馳名的高貴事業。于是，這個事業便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開始了。

這片荒原上原無樹木，泰翁在這里開始建屋種樹。在這干燥貧瘠的土地上種樹是艱難的，創造者是堅毅的、耐心的，一株株、一行行，逐年逐月地種起來，蔚然成了森林，你可想見這是費了多大的精力澆灌栽培出來的。樹的年輪就記載著這個大學的年齡，人們臉上的皺紋，就記載著在這里創業的艱辛。當我來到這里時，和平村已經是茂樹繁花、檬果樹成林的樂園，到處有鳥的歌聲與花的香氣，漂浮在和平而靜美的森林中間。

印度的古代哲人，苦行悟道，多是遁跡在森林之中，婆羅門教和佛教信徒往往如此。這里卻是先造森林，而后有了修道的環境。一個個住屋隱于林蔭中，四周圍的山達爾人仍來牧放牛羊，吹著牧笛進出于這個樂園，毫不相忤。園中橫貫著一條古來的牛車道，在砂粒上印出轍跡，挽車的牛角上包著發光的金屬，牛項上周繞著一串小鈴和彩色瓔珞，農村人把它裝飾得如自己親愛的伙伴，這種和平親善的氣息，使人與動物之間也非常融洽。于此我仿佛走入古代詩人伽利達薩的著作中，仿佛看見《沙恭達羅》中的人物。泰翁理想的印度文藝復興就奠基于此。首先，我覺得這個氣氛就是非常優美的，是有詩情，有畫境的，是有宗教般的虔誠與和善的。這就是在荒原上出現的和平村，出現的世界藝苑的初基。

從圣蒂尼克坦向西去六七里還有一個村子，叫師利尼克坦，意思是自助村，也是泰翁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所建。在這里，印度的民間藝術如制革、制陶、織布等工業得到發展。這里所做的羊皮坐墊、皮包、小盒、陶碗、花瓶等，花紋優美，色澤古雅，馳名遠近，泰翁請來了名匠，教育山達爾的孩子們使他們成為工藝上的名手，自助助人，為印度的民俗工藝展放了光彩。和平村與自助村是互相配合的，人們要為民族的文化盡一些力量，不僅要動腦，也還要動手，思維與形象創造出美好的圖景，就是從實踐中得來的。我國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來圣蒂尼克坦做客，他在農村創辦的曉莊師范，也和這里有不少類似之點，雖則他們的形式與目的各有不同，但他們的偉大的理想都是可尊敬的。

泰翁在圣蒂尼克坦接納從各地來退休的學者、藝術家、宗教家等，凡是來者，可以試住三日，彼此合意，便可永住下去。在圣蒂尼克坦有不少高年碩德，優游歲晚，是他一開始就立下的制度。所以這里也叫阿息闌姆（Asrama），也就是修道院的意思。泰翁在這里辦學是從小學辦起的，最早收了五個小學生，一說十二個小學生，這十二門徒，如今都已經是皤然老叟，存者無幾。我的好友木庫德，便是其中之一。一位老人告訴我，當初這片荒涼的土地上人煙很少，是強盜出沒的地方。這些強盜們到包爾德溫去劫財物，來這里無人處分贓。和平村種樹造屋，陸續建成。在村后樹下，有一個很小的神廟，這是原來的住民崇拜的，至今每年加利祭，還有人牽來羊，宰了獻祭，把血涂在那塊石頭上。但在泰翁未來之前，這個加利廟前卻是殺人獻祭的地方。在山達爾祭司長處陳放著一排人的骷髏，我的學生還曾親眼目睹。如今由于泰翁的教化，這里迷漫著弦歌之音，這種古俗已不存在了。

我來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正是祭日（布加），四周遠至十里左右的居民山達爾人，成群結隊而至，來趕這個廟會。到夜間，男子女子各結成許多長隊，擊鼓舞蹈，月下踏歌，有如田雯所寫《苗俗記》中的情景。這些數不清的隊舞，可以通宵達旦，日出始散，就在和平村東側的廣場上舉行。一時江湖藝人、商業小販，紛然來集。在這個露地市集上，可以收買到各種土俗的東西，這些民間藝術品往往是都市中所罕見的。我曾收集到各式的銀釉陶偶與銅鑄的足鈴，還是古代石刻中所遺留的形式。歸國后我曾捐贈給清華的民俗資料室，余下的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

從這里你可以看出這個大學所處的環境，它是多么接近下層人民，愿意和人民在一起。它遠離都市，遠離帝國主義者所散布的臭氣，遠離奴化人民的所謂文明，它呼吸著鄉土的樸質氣息，了解人民的疾苦與喜樂，它回復到古代哲人在森林中修學的境界。但是這里對于現代科學與現代藝術的成果，也非常熱心研究。由于泰翁是現代的偉大詩人和畫家，在大學的圖書館和他私人的藏書室中，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供人參考，為新的印度的文藝復興作出貢獻。

我初到印度的加城，就參加了對甘地先生的瞻拜大會。他在市郊布道，他說的是印度人民應該說印度語言的問題，這在加城愛說英語的地方，是有愛國主義復興民族的深遠意義的，這時印度還在英國總督的統治下，還未獨立。我到和平村的第二天，這里歡度布加（祭神）節，甘地先生也來到和平村。他原是這里的校長，有一間小土屋，就是他的住室。他為大學的師生研究人員布道，說不可接觸階級是我們的兄弟，不可歧視。他講道之后，繼以獻捐，捐的錢要送給不可接觸的人們，作為他們的教育經費。在這個會場上我看到許多激動人心的場面。和平村有一位盲樂師，他是從民間藝人中招請而來的。他原是流浪鄉村的樂人，現在大學就是他的家，他把許多年勤儉積下的錢傾囊獻出來，愿對不可接觸的賤民兄弟有一點涓埃之助。我拿了一張甘地翁與泰翁的合照請甘地翁親自簽了一個名，也捐獻了五盧比（這是每個請求簽名者都應交納的數目）。

在春節來臨的時候，這里更加熱鬧，我曾參加這里的潑水節。人們用紅水互相潑灑，灑得滿頭滿身，一件白襯衫變成個花襯衫。在吉慶的日子里，并且在頭上灑紅粉，互相祝福。泰翁對中國特別親善，他制定用中國式的黃色長袍作為節慶禮服，使節日的氣氛顯得格外熱鬧。泰翁還有一個中國名字叫竺震旦，這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法源寺雙栝廬宴請泰翁的宴會上，梁任公先生贈給泰翁的，他一直沿用著，還刊印在他在中國的講演集上。這也是中印友好的一段姻緣。

在和平村，有一個中國藏書館，這是譚云山先生的勞績，譚在新加坡的華僑學校教書，欽仰泰翁，來到和平村學習。新加坡華僑李俊承信仰佛教，來印巡禮佛跡，熱心好義，捐了一筆資金，為建館之需。譚回中國，又捐來了一部木刻佛經《青龍藏》，這就是圖書館的建設初基。其后又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藏書室改建二層，又建筑了兩廂，這就成了中國學院。院中沿墻種著朱槿與茉莉。門前有一株大紅豆樹，紅豆熟時，落滿地上。我把中國和南洋寄來的郵票送給孩子們，孩子們就拾紅豆送給我，至今我還保存著一瓶，作為永久的紀念。印度學者研究中國學的，就來這里學習中文，讀中國的佛經。這為在和平村的中印學會創造了良好的氣氛。譚有三個子女，是在這里誕生和培養的，譚文和譚立，都長于孟加拉語。最小的賈美莉，是泰翁布名，想來都已為社會工作。

中國學者先后來這里講學或做客的有許地山、徐志摩、徐悲鴻、陶行知等先生。大學校園有一茶亭，冠以徐志摩（Sujima）的名字，我在校任教時，住的房間墻上有幾點顏色，據說還是徐悲鴻先生作畫所遺。悲鴻先生為泰翁和甘地造像，炯炯有神，深受大學重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有竺可楨先生率領一個代表團來訪，我至今還保存著當時共同的攝影。國聯的文教處郭有守先生，遠道來訪，欣然道故，大學為他開了崇敬的盛會，這對中印文化交流的增進使人永久難忘。

有不少國際著名的學者來這里講學或做客。如法國的勒維（Sylvain Levi）、意大利的屠奇（G.Tucci）、德國的克拉姆力希（Stella Kram ri-Sch）等，都在和平村的學術活動中留下不少成績。勒維是一位梵文學者，曾著《尼泊爾》三冊，為后來的尼泊爾學者臘格彌撰述《尼泊爾史》作了先導。屠奇編集《西藏藝術》，深入西藏收集寶貴的藝術品，便是在這里任教的時候。當他在加爾各答編藝術品目錄時，我曾訪問過他，屠奇的收集品確是洋洋巨觀，他請我瀏覽在西藏各大寺所得的畫布掛象、金銅造像、刺繡品、經卷以及其他實物。克拉姆力希是一位考古學者，曾與阿邦寧·泰戈爾合編印度東方藝術學會年報（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這個純學術性的巨冊，用手工紙印成，學術價值甚高，我所得到的至今都寶之無失。阿邦寧·泰戈爾是詩人泰戈爾的侄子，為印度首席大畫家，出其門者甚眾。徐悲鴻先生在和平村時，和他相交甚善，每次向我稱道他的藝術。我到時，阿邦寧任大學的校長，但眼已失明。我每次在他身旁共話時，他總是握著我的手，撫摩著我的衣服，無上親切，使我感覺到如對一個肅穆的古圣者一般。他高齡失明，留下了不少嚴肅而認真的畫幅，作為后繼者的典范。

泰戈爾留下不少現代作風的作品，陳列在他的紀念館內。紀念館還陳列著他用過的畫筆和顏料。他的繼任者是阿邦寧·泰戈爾。泰翁的兒子是一位植物學家，大學里有些珍異的樹種，便是他所種植。泰翁的孫子泰無量，是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能寫漢文，能說流利的華語，曾來北大留學。阿邦寧先生去世后，由藝術院院長南達拉爾報司先生任校長，他是在阿邦寧之后的印度首席畫家，他為我所做的線描，至今世襲珍藏。還有為我作畫的碧諾德穆克濟、馬速濟，都使我懷念。

我在大學任教，講的是中國藝術考古，中國文化史和日本語文，我帶去一些漢畫拓片和照片，為研究同好者講述。中國文化史是為中國學院的研究生而開的，至于日語則是一位日本教授戰時返國，因需要而補其缺。學院的一位梵文學者巴貝特教授，他愿學習日文，我愿學習梵文，彼此共同研究佛典，得到很大的益處。慚愧我未能做和平村的永久居民，若果能在這圣地的安靜林下，日積月累地繼續研究下去，我想也會做出一些有價值的成果。

使我最難忘的是和平村的那些朋友們，除了巴克濟（華名師覺月）、巴貝特、普樂坦（華名白樂天）、泰無量、沈明等，我們在北京尚曾一度會見。錢達先生及其夫人是我在和平村的老友，于一九五五年率領文化代表團來華，我在《東方藝術叢談》一書中曾著專文論及，并收入他們的照片。其他都只是在夢里相逢，遠隔天涯。不過在和平村的許多生活印象，卻使我靜言思之，仿佛如現目前。當朝陽初上，在檬果的林蔭中散步的時候，泰翁的詩境，就漂浮在鳥語花香之中，當月下聽歌，在音樂院（Sangit-Bhavana）前席地而坐的時候，那些長身玉立的女孩子們，那些發如卷渦的樂師們、舞人們，他們的腳鈴的聲音，永久在我的記憶中震蕩。我仿佛聽到霓裳羽衣的天竺妙舞，又在月色的清輝中，隨風而至。當我在樹林中講學的時候，上面有唧宛鳥飛來鳴唱，落下的花朵，飄散在身上。牧童們有時吹著小笛，從旁邊走過，悠然自得。在詩人泰戈爾邸寓前，種著各色的玫瑰香花，展布開闊的花圃，這又是我們常去徘徊的地方。早晨在曼達爾（Prayer Hall）晨禱，傍晚坐高臺上閑話，看落日的余暉，看星星在夜語，聽昆蟲的合唱，無不富有情味。我懷念和平村的那些老人們、青年們、孩子們，他們都是那樣古樸、真實、無邪、可愛。我并且懷念為我治餐的前后幾位廚人：波拉、堪奴、古魯尼，他們都是善良的人。在這個樂園里，他們關懷人、幫助人，永使人不會忘記。我臨別和平村時，在茶會上向會眾致詞，敘述一些瑣事與感受，眷眷于懷，至今也未忘卻。

一九四八年我到加爾各答去為僑胞辦報并教學，巴貝特教授從大學致函，希望我再回去，接著他自己親來挽留，表達大學對我的厚意。我保存著這些文件和盛情，但我在加城的工作，已使我不能離開。國內開展著有史以來的變革，人民在向我召喚，我應該為華僑的文化，祖國的建設，盡一些力量。當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就離開印度東歸了。去時一身飛過喜馬拉雅雪山，歸時卻裝滿了幾箱藝術考古書籍和藝術品，繞過了東南亞的海程。加城的朋友甘歌利（O.C.Gangoly）贈送了他的《色彩》藝刊（Rupam），垢師（Ajit Gosh）贈送了他的康格拉細密畫，沈（Justice Sen）贈送了他的古吉拉特銅雕，以壯行色。這幾位印度第一流的收藏家，都是我在和平村認識的朋友，彼此都互贈過藏品。他們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使我深深懷念。

泰翁建設了和平村，建設了森林大學，培養了很多人才，推進了印度的文藝復興運動，使印度的古代文明，重新發揚了燦爛的光輝，照耀東方。我有幸在圣蒂尼克坦度過了一段時間，希冀能像玄奘法師在那爛陀一樣，為溝通中印的文化事業永遠努力，作出貢獻，以報答和平村的可敬的朋友們對我的厚愛。

常任俠，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