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世界》

——《家庭與世界》

瞿秋白

現代的印度——一切社會運動及革命運動的印度，在泰戈爾的思想里決不能有完全的反映。中國早已出了士農工商式的農國，而落后的士大夫還在那里提倡農村立國；印度早已成了英國工業經濟的一部分，而過去世界的泰戈爾還在那里夢想“愛與光明”的呼聲可以喚回英國資產階級的心，因此竭力否認政治斗爭。印度已經成了現代的印度，而泰戈爾似乎還想返于梵天，難怪分道揚鑣——泰戈爾已經向后退走了幾百年！

印度現在的社會運動和革命情緒奮勇前進，走得非常之快，對于泰戈爾似乎太快了，所以他再也跟不上。他向后轉了，向印度古代的歷史里去尋印度社會困苦的救星。他雖名為調和“東方”與“西方”，實際上完全立在東方文化的觀點上。他說：“我們之中，誰是盲目地信仰‘政治自由真能使我們自由’的，他就承受了西方的學說，當他是《圣經》，而對于人類反而失了信仰。”既然如此，他確是怕西方式的革命運動，他唯恐怕印度人忘了自己的歷史(過去)，而專用外國的歷史經驗。雖然如此，泰戈爾并不是完全不談政治社會的人，他在他的小說《家庭與世界》里描寫些19世紀末印度社會的革命情緒。這本小說的藝術上的價值是無可疑義的，可惜后時了，泰戈爾原是一個“后時的圣人”。

1856年全印度不過三百英里的鐵道，四十年后已經有二萬英里，1888~1893年石油產額差不多增加了四倍。這種急遽的經濟革命使印度社會發生極大的變動，而印度本國的資產階級，雖受著英國資產階級的壓榨，卻仍在發展。于是印度的政治斗爭里就發現了新的力量——資產階級。當然，印度資產階級一定要在群眾的社會運動里找他們的出路。所以政治斗爭乃是客觀上不可避免的事實，泰戈爾的思想卻盡想死守著印度人的和平心理，如何能不后時呢？因此，也難怪他成一個“玄妙的獨夫”，瘋瘋癡癡地歌詠他的“愛與光明”了。

資產階級之外，當時還有一種革命分子——“非階級化的”智識界，雖然有受高等教育的可能，而因為生產過剩的緣故，與勞動者同樣處于悲慘的境遇。泰戈爾的小說正植根于這種社會現象上，所以亦有他那自成其為一種的“歷史價值”。

《家庭與世界》那部小說里有三位英雄（主人翁）：散地波（Sandip）、尼海爾（Nikhie）和畢馬拉（Bimala）。這三個人代表當時抵制英貨運動（Swara—jist）里的各派思想。散地波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思想的；他在社會斗爭里不顧一切仁厚慈祥的原則，他是崇拜權力的偶像的，他說：“為要統治別人，決不怕什么不正義的惡名的”……“現實生活的理論使我明白：一切偉大的都是殘忍的。所謂正義，讓一班無用的人去守好了。”散地波的人生觀——勇狠的利己主義，當然不對泰戈爾的胃口。尼海爾的妻畢馬拉起先愛上了散地波，后來對他也失望了。泰戈爾當然要在小說里制造出一個東方文化的代表——尼海爾。尼海爾是彭加地方的大地主，半個人生觀是古代印度式的。他進過大學得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他雖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卻以為真理只在印度的賢哲，真理是“靜”，是“正義和正見”。他辦了一個織工學校，開了一個銀行……以為如此便能使印度本國的生產發達起來，抵御外侮。散地波所宣傳的經濟上的公開斗爭，他是不贊成的。他寧可犧牲平民階級的利益，也絕不愿積極地反抗英國資產階級。對于他是：所謂“正義比我的祖國寶貴得多呢”。

散地波的積極反抗，與尼海爾的消極防御并且否認一切有組織的力量，是當時印度資產階級反對英國工業的經濟斗爭里的兩派。

泰戈爾這篇小說，把他自己的政見——以為“個人的修養”是避免社會沖突里所發生的一切惡相之“大道”，完完全全藝術化地表現出來了。印度當初的社會運動，雖然是半無產階級化的智識階級及學生，實際上卻是代表印度的農村資產階級、高利貸的富豪等的利益的；方法雖各有不同，亦是印度舊社會結構變化時不可避免的社會心理。泰戈爾的小說，雖然他自己想要宣傳“愛和光明”，而結果不過是當時一部分落后的印度市儈的“革命”情緒；又要反抗英國，又怕犯了殺戒。

如今的印度，已經有群眾勞工運動，國民革命潮勢一天一天地高起來，“怕犯殺戒”的情緒也就慢慢地消滅了。泰戈爾在印度也“用不著”了。中國的殺戒現在卻還很嚴呢。

亦許因此而泰戈爾欣欣然地到中國來，告訴我們：“你們不要起殺虎之心，我已經和老虎說好了，它是不吃人的！”

1924年3月

原載《中國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署名秋白

瞿秋白，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