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志體史書

典志體史書也叫“政書”，是我國古代史書的體裁之一，主要以典章制度為中心，用分類匯纂的方法記述史事。其發端與發展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

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于《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茍不追敘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復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于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

可見，這一體裁源自于《史記》、《漢書》中的“書”、“志”以及東漢以后出現的典章制度專史。唐代杜佑的《通典》則完成了這一體裁的創立。該體裁雖然脫胎于紀傳體的“志”，但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能夠會通各個朝代，并且所載內容非常詳備，在保存典章制度的資料方面，具有其他體裁的史書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通》

一、《通典》

《通典》系唐杜佑編撰。

杜佑（734—812），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唐朝大臣，著名史學家。出身仕宦，以蔭入仕，曾外任節度使，歷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元和初封歧國公，后以年老致仕。

《通典》全書共200卷，分為9門：《食貨》（12卷）、《選舉》（6卷）、《職官》（22卷）、《禮》（100卷）、《樂》（7卷）、《兵》（15卷）、《刑》（8卷）、《州郡》（14卷）、《邊防》（16卷），每門又分若干子目，綜合各代，記載了上起唐虞、下至唐代天寶末年以及肅宗、代宗時的歷代制度。其宗旨正如他在《進書表》中所言：

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于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布在方冊，亦粗言尋。

杜佑歷經三十余年，博覽古今典籍，考溯典章制度，以劉秩（劉知幾之子）所作《政典》35卷為基礎，增補刪削，并參照《開元禮》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等，而成此書。《邊防》之前有總敘，后有評語，敘述歷代制度與有關奏議、文章。自古講“民以食為天”，“食貨”是政治的根本，所以，在門目的先后次序上，把《食貨》排在首位，這在前史中是絕無僅有的。據杜佑自序所說：

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隳則用刑罰，故次兵刑；設州領郡，故次州郡；而終以邊防。

《通典》的著重點在于記述典章制度和社會經濟發展等重要事項，開辟了政治、經濟、文化專史著述的新途徑，確立了中國史籍中與紀傳體、編年體并列的典志體。這種體例的優點在于組織完善，條理分明，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是一種嶄新的創例，正如《四庫提要》所稱贊的：“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在《通典》的影響下，《通志》、《文獻通考》等著作相繼問世，為研究歷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外，《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獻資料，許多亡佚的文獻賴此得以部分保存下來，這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具有較高的價值。

至于《通典》的缺失遺漏，《四庫提要》對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

食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之法失載……錢幣不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帝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似此之類，未免間有掛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敗取之”為二門……未免稍涉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于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乃通之國，亦有僅得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邊，亦無事于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然其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至其各門征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詁，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吐墳壚”，注謂“壚，疏也”，與孔疏所引《說文》“黑剛土也”互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于經訓。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書為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略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精核也。（《四庫提要》卷八十一）

盡管《通典》存在一定的漏誤，但對于研究歷史，特別是對研究古代文物制度，其資料的完整性是其他史籍所無法取代的。

二、《通志》

《通志》系宋鄭樵編撰。原名《通史》，改為《通志》，是因為自古記事的史書都謂之志書，所以依照舊稱。

鄭樵（1103—1161），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人稱夾漈先生，出身仕宦。年輕時在夾漈山下苦學三十余年，自詡才學不下劉向、揚雄。一生著述勤奮，有《爾雅注》、《夾漈遺稿》等30余種。晚年撰成《通志》，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赴臨安，將《通志》獻給朝廷，被授予樞密院纂修。

《通志》屬于通史，綜合記述了歷代史料，體現了鄭樵旨在“會通古今”的修史主張。它包括帝紀18卷，皇后列傳2卷，列傳125卷，年譜（即“表”）4卷，略（即“志”）51卷（其中世家3卷、載記15卷），全書共200卷，記述了上至三皇下止隋唐的史事。內容基本上是大量刪削連綴舊史，依各史抄錄，將唐、宋之前的歷史進行整理。《通志》中較有價值的是“略”，分為20個類別：《氏族》、《六書》、《七音》、《禮》、《樂》、《天文》、《地理》、《金石》、《都邑》、《謚》、《器服》、《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災祥》、《昆蟲草木》。這些簡稱“二十略”，其中的《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以前的舊史中沒有，屬鄭樵首創。“二十略”大多屬歷代的文物制度，內容豐富，也是《通志》的精華部分。鄭樵在自序中說：“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

《通志》的優點在于從學術史、文化史的觀點出發，擴大了史學的研究范圍，尤其是在廣博、會通方面，對后人產生了很大的啟發作用。缺陷也很明顯，因為是抄錄、連綴成書，所以很多內容沒有價值，《四庫提要》評論說：

宋人以義理相高，于考證之學罕能留意。樵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譏彈也。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并稱“三通”亦有以焉。（《四庫提要》卷五十）

這對于《通志》的得失評論非常中肯，可作為定評。正因為《通志》貫通各史書志，擴大了史學的研究范圍，因此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三、《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系元馬端臨編撰。

馬端臨（1254—1323），字貴與，饒州樂平（今江西）人。其父是南宋末年的宰相馬廷鸞。馬端臨自幼篤志好學，30歲開始編撰《文獻通考》，歷20余年完成。

《文獻通考》是記述上古至宋寧宗時代典章制度的典志體史書。全書共計348卷，上起唐虞，下至南宋寧宗嘉定年間，記述了上古至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共分24門，每門另有小序，詳細記載了著述的成規以及考訂的意義。門類都是仿照《通典》的體例，在《通典》8門的基礎上，劃分為19門類：田賦、錢幣、戶口、職役、衙陲、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另外，還增補了5門：經籍、辭系、封建、象緯、物異。本書的材料大多來源于《通典》，所以，有些人認為是《通典》的擴大與續作。事實也正是如此，馬端臨在其序言中說：

文，典籍也；獻，賢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所以，馬端臨是在《通典》的基礎上，根據記載的材料和當時士大夫、名流的議論，進行了補充、完備，才成此《文獻通考》。“通考”的命名則體現了馬端臨的“會通因仍之道”的思想。他說：

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其載諸史傳之記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后焉。

《文獻通考》的優點在于汲取了《通典》的精華，詳細地記載了宋代的典章制度，資料的詳備甚至多于《宋史》的諸志，成書的時間也早于《宋史》，并且宋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都是由馬端臨獨自續成。所以，此書也便成為了研究宋代以前歷代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著作。另外，作者對探討歷代典章制度所提倡的“變通張弛知故”，強調的“古今異宜”、“隨時制變”、“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的觀點，都值得贊揚。《四庫提要》評價說：

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瞻實為過之。（《四庫提要》卷八十一）

由于此書取材廣博、卷帙門類繁多，不免顧此失彼，考訂制度“稍遜《通典》之簡嚴”。盡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文獻通考》仍不失為政書體中的重要史籍，是稽古考證的好史書。

《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部著作習稱“三通”。后來，清乾隆年間奉敕所撰的《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稱為“續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