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

《三國志》是不完全紀傳體的史書，記述魏、蜀、吳三國的歷史，被史家稱為“四史”之一。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全書共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吳志20卷。

陳壽（233—297），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縣北）人，在蜀國時為散騎黃門侍郎，入晉后曾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三國志》是晉滅吳后，陳壽利用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結合自己摘錄積累的蜀國史料撰寫而成的。

因為對諸葛亮的評判，陳壽被后人褒貶頗多。有的人稱贊他善于敘事，有良史之才，有的人說他以私廢公、褒貶失當，這主要是因為陳壽的父親曾受過諸葛亮的刑罰，他又在《三國志》中說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事實上，陳壽在《三國志》中并沒有貶低諸葛亮，所寫也基本符合歷史，后人對他的評價反倒有些不公允。

《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魏志列在全書之首，稱曹操、曹丕、曹睿為帝；吳國、蜀國的君王即位，都以魏的年號紀年；東吳只稱孫權為“主”，孫亮等都直稱其名。這是因為陳壽認為，晉朝受禪于魏，晉的史家應該尊重前朝的合法性，所以必須以魏為正統；吳國被晉所滅，孫皓是晉的降臣，沒有必要尊重；蜀國劉備父子則不同于孫吳，稱其為先主、后主，這反映出陳壽對蜀漢的故國之思。

《三國志》被稱為不完全紀傳體的原因，是因為該書所記主要是人物，有紀、傳而無志。《三國志》取材審慎謹嚴，文字也以簡潔見長，所以前人說其書“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此外，陳壽對晉朝皇室的敘述也時有曲筆，尤其是對魏晉禪代時司馬氏的所作所為多有諱飾。

《三國志》敘事把“三國”相并列，是其首創。

一、《三國志》的特點

1.行文簡潔爽約，沒有繁冗蕪雜的毛病

陳壽善于掌握三國大勢及其興亡契機，各傳所選錄的文章，都極其精當，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還具有文學價值。如關于黃巾起義、董卓禍亂所導致的群雄四起，官渡之戰后的曹操稱雄，赤壁之戰后的三國鼎立，夷陵之戰后蜀、吳的長期合作抗魏，諸葛亮死后蜀國衰亂，孫權晚年嫌忌好殺所肇始的敗亡跡象等的描述，都能顯示出作者的卓越史識。又如《隆中對》一節，行文秀麗婉轉，敘事條理分明，諸葛亮一席話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從而把諸葛亮縱觀天下大勢、議論風發的神態活靈活現地表現了出來。

2.取舍剪裁史料，嚴謹審慎

對于不合情理、不合史實的所謂史料、傳說，一概擯棄不取。如對劉備、諸葛亮初次見面經過的敘述，當時的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說都相當豐富，但陳壽都沒有采用，而是按照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自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接著解釋這一事件說：“由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再如“七擒七縱孟獲”、“空城退司馬懿大軍”等，都是以史實材料為基礎。由此可見陳壽對于史實采納的謹慎態度。

3.記事謹慎，史事真實

如對甄后死亡一事的記載，在“本紀”中雖然不說是暴亡，在“后傳”中則說明了被踢死的事實。這是由于在“本紀”中應該避諱，所以在“后傳”中才予以如實披露。又如《明帝紀》中寫皇太后崩，《郭后傳》也說她崩于許昌，絕對看不到郭后被害的痕跡。因為甄后被踢死是事實，所以書在“傳”中；郭后被逼是訛傳，因此“傳”中不書，“崩于許昌”四字，可以略見她沒有死在宮闈，是作者的微言大義。再如《武帝紀》記載“董承等謀泄，皆伏誅”，雖然未講董承受獻帝密詔誅滅曹操，可是，在《蜀先主傳》中則予以了詳細記載。所以，后人趙翼評價說：“三國志書事得實”，王嗚盛也贊譽說：“陳壽史皆實錄”。

4.考訂精確，對異端他說絕不茍同

如“平反毋丘儉”一事，《世說新語》里司馬師奉天子命征討毋丘儉的時候，高貴鄉公并沒有親行，陳壽在《三國志》中則只說司馬景王征討毋丘儉并斬其首，而不講皇帝高貴鄉公親征，足見作者考訂精確。又如“孫策死亡”一事，《江表傳志》、《志林》、《搜神記》等都認為是因為孫策殺道士于吉的報應，陳壽則在《孫策傳》中明確記述為被許貢家客射殺，足見其不惑于妖妄邪說的獨到洞察力。

二、《三國志》的局限

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局限，陳壽最受后人非議的地方：一是改漢為蜀，在蜀、漢的定名上的確有所失當；二是不為丁儀、丁謂二人立傳，難以讓人接受；三是有些人認為他以私廢公，有意譏毀諸葛亮父子，有失史家的公正；四是書法上首創“回護之法”，違背了《春秋》的直書精神。因為史家只有據事直書，善惡不隱，才稱得上良史。自陳壽的“回護之法”創立，便被后代的史家們奉為法式，始終沒能改變這一弊病。

三、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價值

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注釋，在原書的基礎上對事實進行了許多有益的補充，其價值不次于陳壽的原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和其他的史書注釋不同，其他注釋多注重考訂制度、解釋文字，裴注主要是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對幾家記述不同的同一事件，他也全部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人物和史事，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不當的，裴注也進行了批評糾正。裴注的最大優點還在于，他廣泛引證各家原文史料來注解陳壽的原書，引用的書竟然多達一百四十余種，其中絕大多數已經亡佚。

裴注的史料價值，對于三國時代的歷史研究，其重要性并不亞于《三國志》。

附：

裴松之生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祖父時已遷至江南。與后漢書的作者范曄基本同時，去世晚于范曄，在《南史》中與范曄同傳。劉宋時任中書侍郎，后奉宋文帝詔命作《三國志注》，元嘉六年（429年）全書注完。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陳壽的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所以“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雖然裴注字數比原書多出三倍，但后人不僅不批評其喧賓奪主，而且還稱贊他是“《三國志》之功臣”。

四史

根據《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在我國史書中的地位與價值，人們習慣上把它們合稱為“四史”。

編寫體例方面，《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三國志》把三國分為三書分別書寫，在斷代史中別具一格。《三國志》是繼《史記》、《漢書》而作，成書比《后漢書》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