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是一種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貸形式。最早的典當業主要在城市，后來才滲入到農村。乾隆九年 (1744年) 鄂爾泰奏稱： “就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

康熙年間，江西的當鋪，布滿城鄉，民間典質物件，如果價值一兩，僅可當銀三錢。而當鋪的當本“勒取息銀七八錢，方準取贖”，“稍不遂欲，亦掯不給贖”。更有甚者，高利貸者在當票上還故意將數字寫模糊，“令人莫識”，以達混水摸魚、欺蒙貧民的目的。

嘉慶年間，江西還有一種 “農民以物質抵押”，“以谷為當本” 的 “質鋪”，它是專門為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缺少吃糧而立的，“質鋪” 掌柜，是農村的 “富戶”，他們資本雄厚，被剝削的對象 “類皆附近農民，肩挑步運，以資日食”，當谷的抵押品，都是粗布衣服以及農具、家具等物件，變低價抵押，在贖回時，一切損耗和時價差額，都算在當谷農民身上。

江浙一帶商品經濟發達，典當商與囤積商勾結一起，向農民進行雙層剝削。典當商向囤積商提供資金，到農村“乘賤收買”，囤積米谷、蠶絲、棉花等農產品，然后再 “隨收隨典，輾轉翻騰”，坐享厚利。

廣東、廣西兩省的廣大農民在乾隆初年，“耕作之際，家中所有，靡不在質庫之中”。每年秋后，再“逐件清理御寒工具”。勞動人民，冬天“以食米轉換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谷”。幾乎年年如此。

典當業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引起廣大勞動人民的激烈反抗。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通過高利貸，使自耕農分化破產，淪為佃戶。勞動人民則往往通過搶掠當鋪進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