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改”—反動的口號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是“文化大革命”中危害高教、危害整個國家教育事業的極其反動的口號。

“上、管、改”的口號，本是1970年春天，清華大學工人班學員自發提出來的。他們提出“我們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象工宣隊那樣改造大學”這個提法，在當時也樸素地表達了工人學員對教育的一些看法，想搞好教育的一些熱情。但是，這句話有著明顯的片面性，既忽視了黨的領導作用，也忽視了教育事業發展的自身規律。“四人幫”一伙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認為這句話可以為其鼓吹的教育戰線的“黑線專政”論服務，立即將它接過來，加入了別有用心的內容而加以利用，納入了其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政治軌道。

“上、管、改”口號的反動性，就在于它打著“教育革命”的旗號，假借工農兵學員的名義，利用工農兵學員參加教育革命的積極性，來誘騙和煽動工農兵學員把學校搞亂。因此，隨著“四人幫”的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劇，“上、管、改”的政治內容也愈加反動。

1971年，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高等學校普遍恢復召生，這對“四人幫”一伙企圖以教育為缺口實施其政治篡奪目的造成了直接的威脅。他們在拋出“兩個估計”的同時，大肆鼓吹“上、管、改”，把“兩個估計”作為他們亂校反黨，篡奪政治權力的理論根據，把“上、管、改”作為在“兩個估計”的前提下與之配套的，篡奪學校領導權的實際措施。張春橋說，工農兵上大學是進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惡毒地挑動學生反對黨委的領導。遲群說：“要注意把學生工作做好，利用這股力量，別讓人家過去整你。”名為“重視”工農兵學員、實為“利用”他們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1973年“四人幫”從教育領域入手，發動了一場所謂“反回潮”、“反復舊”、“反復辟”的運動，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這時，“上、管、改“就成了他們打擊教育戰線廣大干部、搞垮教師隊伍的行動口號。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一伙又大刮“批周公”、“批大儒”的妖風。與此同時，他們瘋狂扇動學生行使所謂“上、管、改”權力，到處揪“復辟派、”“孔老二”，企圖搞亂學校、搞垮黨委領導，在亂中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1976年，“四人幫”加緊其政治步伐，公開拋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上、管、改”成了批“民主派”，揪“走資派”的措施。

“四人幫”一伙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不斷深化其“上、管、改”，其要害就在于通過“管大學”篡奪教育的領導權，在教育戰線上建立“四人幫”的“幫”統治，進而把教育作為他們政治篡權的戰略據點。在各大學里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上、管、改委員會”、“上、管、改領導小組”等，實際上凌駕于學校黨委之上、名為“管大學”，實為取消黨的領導。使一些學校無政府主義盛行，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受到嚴重削弱，學校領導橫遭迫害，學校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其次，“四人幫”利用“上、管、改”的口號，對廣大教師肆意打擊和迫害，把廣大教師辱罵為“臭老九”、“資產階級世襲領地的王公貴族”把教師當作“蒼蠅”去轟，當作水中的“皮球”去壓，當作“專政對象”去“管”，制造師生對立，宣揚對老師這些“臭老九”，“一管，就當尖兵;不管，就當俘虜”，甚至把教師分散在學生的組織中進行管理。再次，“管”是為“改”服務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改造大學。“把現在的大學搞得越不象樣，這才是真正的大學”。張春橋公開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遲群則說：“我們的大學就是培養造反派”，“個個都象張鐵生就好了，”“鬧它個天翻地覆。”他們要把所有的大學都辦成“政治大學”，只辦一個“敢于造走資派反的專業”，要把大學辦成積極推行“四人幫”反革命政治綱領的訓練班。他們的大學，“歷史、政教、中文、新聞、法律都可以不辦”，要“砸爛”大學文科，“把文科辦成寫作組”。學政治的要去研究“民主派”變為“走資派”的“必然規律”;學經濟學的要專門研究產生“走資派”的“經濟基礎”;學文學的要專搞“同走資派作斗爭”的文藝;學歷史的要專搞“影射史學”。而科學技術不在他們的大學里。他們說：“寧可少學一些，也不要紅色工程師”，“學知識就會從上、管、改的戰斗崗位上退下來”，“知識到手，人被奪走。”只要能造反，即使科學技術一竅不通也“可以打九十九分。”在他們這種“改”的精神指導下，學校轉變學生的思想工作成了毒害青年學生的政治教唆手段;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學習和基本技能的訓練被作為“培植精神貴族的溫床”而取消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被實用主義教育的“戰斗任務帶學科”、“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等所代替，嚴重地破壞了教學改革和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使整個教育開了歷史的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