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青海、甘肅、云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等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在清代都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甘肅地區，在漢、回各族人民辛勤勞動下，墾田數字不斷增加，從乾隆十八年(1753年) 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的13年間，民田數由177831頃上升為236320頃。回族人民在漢族的影響下，注意田間管理和施肥，土地收獲增加。貴州民田數，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由9597頃上升為26730頃，增加近2倍。四川各地的土地得到大量開發，如： 金川地區，在漢藏人民的辛勤墾殖下，戶口日增，幾乎再無空地可開。湘、貴地區的苗族人口，隨生產的發展，也有所增長，由原來一戶數丁，增加到數戶數十丁，原來一寨的，分為數寨或數十寨，如： 湖南的鳳凰、永綏 (保靖)、乾州 (吉首) 三廳，原不到1000苗寨，到嘉慶時增至近4000寨。

同時，各族貿易日益發展。

漢、回商人把鹽、布、鐵運進云南哀牢山彝族村寨，再把香菇、蜂蜜、鹿茸、麝香轉銷全國。漢、蒙商人把茶葉、布匹、瓷器等運進西藏，成都機戶所織 “哈達”，專為西藏所用。藏族生產的紅花、氆氌、麝香等，由商人轉銷全國。當時，漢、藏各族人民的重要貿易場所打箭爐 (康定)，“商旅滿關，茶船餉以酒食”。黎族人民對客商熱情引路，餉以酒食。苗族人民對來客無償供給食宿的方便。

在長期友好的交往中，不少漢人學會了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也學會漢語。西南各族人民的舞蹈、音樂傳入內地，豐富了漢、滿、蒙人民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