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中法與采用西法

張之洞的變法措施，集中在辛丑八國聯軍之役后與兩江總督劉坤一連銜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對清律的改革，見之第二折的“恤刑獄”；對西律的采用，見之第三折“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今予分述。

1．整頓中法，所以為治之具

對當時的《大清律例》，張之洞在《勸學篇·教忠》中，曾將其作為清朝的十五大仁政之一加以羅列。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歷代法律與司法，自秦漢以來，好法善法，莫過于有清一代之制。這不但與當時批評清律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看法相反，也與薛允升、沈家本等在朝律學專家之觀點大相徑庭（薛、沈等人認為，中國歷代法律，唐律最好）。在“變法”折中，他的觀點有所修正。

變法第二折羅列了十二條應該變通整頓的法，其中第七條“恤刑獄”即為對清律的具體變革措施。此條之下，又分九目：一曰禁訟累，二曰省文法，三曰省刑責，四曰重眾證，五曰修監羈，六曰教工藝，七曰恤相驗，八曰改罰鍰，九曰派專官。在他看來，去差役則訟累可免除；寬文法則命案少諱飾；省刑責則廉恥可培養；重眾證則無辜少拖斃；修監羈則民命可多全；教工藝則盜賊可稀少；恤相驗則鄉民免科派；改罰鍰則民俗可漸敦；設專官則獄囚受實惠。

此即為張之洞對舊律之改革。綜觀其措施，均未超越儒家之仁政思想。此后，張之洞停留在這一基礎上，不再前進，并阻止他人再作深入改革。

2．采用西法，所以為富強之謀

張之洞采用西法，見之于變法第三折，其要旨在于采用西方一些保護工商之法，以促進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以今日法學觀點剖析，即為經濟立法。

第三折擬定應采西法十一條，第六條為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西方列強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中國已由商品輸出改為資本輸出。因此，張之洞倡議定此四律，其目的顯然。

（1）定礦律、路律。張氏所以倡儀制礦律、路律，其理由有二：一為抵制外人侵奪。“中國礦產富饒，蘊蓄而未開。鐵路權利兼擅，遲疑而未辦。二事久為外人垂涎。近數年來，各國紛紛集股來華，知我于此等事務，尚無定章，外國情形，未能盡悉，乘機愚我，攘利侵權。或借開礦而攬及鐵路，或因鐵路而涉及開礦。此國于此省幸得利益。彼國即于他省援照均沾。動輒另稱某國公司，漫指數省地方為其界限。只知預先寬指地段，不知何年方能興辦。近年法于云、貴，德于山東，英、意于晉、豫，早有合同，章程紛歧，恐未必盡能妥善。此次（庚子）和議成后，各國公司，更必接踵而來。各省利權，將為盡奪，中國無從自振矣。”二為國內治安。因開礦筑路之故，“內地各處礦務、鐵路，洋人無處不有，不受地方官約束，任意欺壓平民。地方官只有保護彈壓之勞，養兵緝捕之費，無利益可沾，無抵制之術。一旦百姓不堪欺凌，或滋事端，又將株連多人，賠償巨款，為害何可勝言”。職是二者，張氏力主訪聘外國著名律師，“采取各國辦法，秉公妥定礦路畫一章程……務使界址有限，貲本有據，興辦有期，國家應享權利有著，地方彈壓保護有資，華洋商人，一律均沾”。“滋生事端，公司受累，亦須分別有因無因；辦犯、賠償，亦須預定限制。庶中國自然之大利，不至為中國無窮之大害”。

（2）定商律。

互市以來，大宗生意，全系洋商，華商不過坐賈、零販。推原其故，蓋由中外貿遷，機器制造，均非一二人之財力所能。所有洋行，皆勢力雄厚，集千百家而辦公司者。歐美商律，最為詳明。其國家又多方護持，是以商務日興。中國素輕商賈，不講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茍圖私利，彼此相欺。巧者虧逃，拙者受累，以故視集股為畏途，遂不能與洋商爭衡。況凡遇商務訟案，華欠洋商，則領事任意要索；洋欠華商，則領事每多偏袒。于是華商或附洋行股份，略分余利；或雇無賴流氓為護符，假冒洋行。若再不急加維持，勢必至華商盡為洋商之役而后已。必中國定有商律，則華商有恃無恐，販運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廠可設，假冒之洋行可杜。

諸律中，張氏最為注重商律。清朝商部設立，向他征詢商部如何著手工作時，他在復函中再次提請商部及早定商律以保護國內商業。

（3）定中外交涉刑律。

至刑律，中外迥異，猝難改定。然交涉之案，華民、西人所辦之罪，輕重不同；審訊之法，亦多偏重。除重大教案，新約已有專條，無從更定外，此外尚有交涉雜案及教案尚未釀大事者，亦宜酌定一交涉刑律，令民心稍平，后患稍減，則亦不無小補。

四律之制定如此重要，那么用何方法制定呢？制定后又如何施行呢？當時清廷法律改革尚未開始，張氏擬用如下辦法：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各國駐使，訪求各國著名律師，每大國一名，來華充當該衙門編纂律法教習，博采各國礦務律、鐵路律、商務律、刑律諸書，為中國編纂簡明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若干條，分別綱目……頒行天下，一體遵守”。但是，所請教習，在其合同內，必須“歸礦路商務大臣節制，并隨事與該衙門提調商辦”。在制定四律的同時，總理衙門內，“設立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等學堂，選職官及進士、舉、貢充當學生，纂律時，幫同翻譯繕寫，纂成后，隨同各該教習，再行講習律法，學習審判一兩年。四律既定，各省凡有關涉開礦山、修鐵路以及公司、工廠華洋錢債之事，及其他交涉雜案，悉按所定新律審斷。兩造如有不服，止可上控京城礦路商務衙門，或在京審判，或即派編纂律法教習前往該省會同關道審斷，一經京署及律法教習覆審，即為定讞，再無翻異。京城學生畢業，并須隨同洋員學習審判此等案件。學成后，即派往各口充審判官……各洋教習，既為我編纂四項新律，兼能教授學生，即可長留在京，以備諮訪而資教授。果能及早定此四律，非特興利之先資，實為防害之要著矣”。

張之洞對中法的整頓和對西法的采用，顯然未越戊戌康梁之構想。但他是戊戌后首次提出法律改革者，所擬之措施在以后的法律改革中亦被付諸實施。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日的改革法律的諭旨，基本上就是依他的上奏擬定的。他與劉坤一、袁世凱保薦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訂法律，從而開始了清末為時十年的法律改革。就此而言，他對清末的法律改革還是起了推動作用的。

但是，他的作用亦僅限于此。當法律改革觸及綱常名教，也就是他所論述的圣道倫紀時，其態度立場便橛守成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