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三綱”，“為平等”

譚嗣同對君主專制制度賴以維系的精神支柱——綱常名教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是專制者鎮壓人民的思想工具。他說：清朝統治者之所以敢于“虐四萬萬之眾”，就是“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三綱之害，烈毒異常，“不唯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因而，歷代“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為率，取便己之故也”。這就大致準確地道出了“三綱”成為歷代王朝立法和司法的指導及其盛行不衰的政治原因。

譚嗣同的《仁學》通篇講“仁”。所謂“仁”，就是以“平等”為第一或最主要的標準。如說“仁以通為第一義”，又說“通之象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據此，譚嗣同對綱常名教進行了激烈的聲討，他說：“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于名也，亦其勢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這就從正面揭露出了所謂綱常名教都是為創設“不平等之法”而立論的。譚嗣同對這些“不平等之法”一一予以揭露和抨擊，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平等主張。

關于君臣關系，譚嗣同指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他從社會契約論思想出發，認為君臣本是平等的，無所謂尊卑，也不存在誰為誰綱的問題。他認為，君臣之間尊卑懸殊，君為臣綱之類教條的產生，主要是由于自秦始皇以后的帝王，“欲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厲”。同時，君為臣綱成為維系君臣關系的一條準則，這與后世俗儒的鼓吹也有一定關系：“圣教不明，韓愈‘臣罪當誅，天王圣明’之邪說，得以乘間而起，以深中于人心。一傳而為胡安國之《春秋》，遂開有宋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籠，亦良可哀矣。”〔《上歐陽瓣師書》。〕因此，他主張“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還根據“民本君末”“君由民擇”的思想，對“忠君”“死節”等傳統道德予以尖銳的批判。他認為“君”是“為民辦事”的，“臣”是幫助君主“為民辦事”的，因此，“只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民之于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君為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這就批駁了儒家鼓吹的“死節”論。

關于父子關系，譚嗣同指出：“至于父子之名，則真以為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議。”他認為，父子關系應該是平等的，“子為天之子，父亦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每個男人都既為“子”又為“父”。因此，他對于“孝”這一傳統道德也予以批判，指出“忠”“孝”都是為了鉗制臣民的反抗而制造出來的。

關于夫婦關系，譚嗣同認為“夫為妻綱”最無道理，是丈夫“以名困妻”，不把妻子當人看，特別是宋儒“妄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直于室家施申、韓，閨闥為岸獄”。在他看來，家庭成了專為整治婦女而施虐的人間活地獄。這就不僅違背了平等原則，而且違背了最起碼的人道。他認為“男女同為天地之菁英”，應該“平等相均”。他提出“夫婦擇偶判妻，皆由兩情相愿”的主張。他還指出，專制者“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可是“女一淫即罪至死”，這都是“名教”之“烈毒”所致。至于“村女里婦，見戕于姑惡，何可勝道？……又況后母之于前子，庶妾之于嫡子，主人之于奴婢……而黑暗或有過此者乎”！至于“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的君主，則是“父子夫婦之間，視為錐刃地耳”。“尤可憤者，己則瀆亂夫婦之倫，妃御多至不可計，而偏喜絕人之夫婦，如所謂割勢之閹寺與幽閉之宮人，其殘暴無人理，雖禽獸不逮焉。”“又況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廣獨夫民賊之嗣續，復奚為也？”

譚嗣同認為，“五倫中于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的只有“朋友”一項，因為此項含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為其次。余皆為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因此，譚嗣同認為：“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后彼四倫不廢自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后朋友之權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以起點，又況于三綱哉！”顯然，譚嗣同已經認識到了作為傳統的“三綱五倫”與平等、自由、博愛等學說是冰炭不能同爐的。不僅如此，譚嗣同還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三個“綱”之間的內部聯系：“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可見，他抓住了“君為臣綱”這個核心。總之，譚嗣同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綱常名教，大聲疾呼要沖決一切綱常名教的“網羅”，對于改革舊的法律制度，無疑是抓住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