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者也，百姓之懸命也

1．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管仲的法制思想十分深刻、廣泛，涉及面很廣，考慮得也很全面，他首先指出法和法制的重要性。他說：“國君之重器，莫不重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重令》，第135頁）“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以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反對之意）其治。民間其治，則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權修》，第19頁）

沒有健全嚴格的法律與法制，國家機器就不能正常運轉，政策法令就得不到貫徹執行，也就是“不法法則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法》，第142頁）。“賞罰不明，民輕其產”（《兵法》，第158頁），因此，“法者，天下大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者也，百姓所懸命也”（《禁藏》，第436頁）, “故人主不可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法法》，第146頁）。

2．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國家沒有法制刑罰，是絕對不能維持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的，但法又不是萬能的，不要以為以嚴刑苛法就可以使一切問題順利解決。其實立法、執法與遵法是缺一不可的，法的生命力在于法律要符合客觀規律，順應民意。管仲說：“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牧民》，第2頁）法律、法制的權威，首先取決于法律本身是否反映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要求，是否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否則，任何嚴刑峻法，也都無濟于事。管仲說：“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者，民之情莫于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于生、利，則令行；禁于殺、害人，則令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治天下也，靜（安定）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自動做事），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形勢解》，第489頁）“令順民心，則威令行。”（《牧民》，第2頁）法制法令的執行，除本身的科學性、人民性外，還要有良好的政治環境，即“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和），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和），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不行’”。執法必須公正：“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母子相怨。”（《形勢解》，第494、496頁）

3．正法度，罪殺不赦，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一切政事，必須明辨是非功過，令行禁止，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否則“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七法》，第50頁）。“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是）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雍蔽之，朋黨劫殺之”, “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使民輕上而為非也”（《明法解》，第531頁）。

“合于法則行，不合于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后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后廢之。”（《明法解》，第536頁）賞罰嚴明與善于賞罰，是領導的一種品格和藝術，“賞罰明則法之至也”（《樞言》，第114頁）。賞是一種誠信，也就是“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入國》，第449頁）。

法要簡潔，通俗易行，法不在繁多而在完備，法要保障人民正當合理的經濟政治權益私司法制度的完善與公正，否則就會導致“刑罰繁則奸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七臣七主》，第427頁）。

4．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

管仲在對外關系方面，反對侵略戰爭，維護華夏諸國的團結。“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對于侵略者，不能縱容，華夏諸邦，要親密團結。在對外關系中，反對侵略，誠信以待，不要以小利而失信，“小利傷信，小怒傷義，邊（偏）信傷德，厚和構四國”（《霸形》，第234頁）。對外不要有掠奪國土的意圖，“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也”（《宙合》，第97頁），要尊重其他的國家和人民，平等相待，“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立政九敗解》，第515頁）。管仲勸誡齊桓公，你要爭霸諸侯，必須親近鄰國，“君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界，而反其侵，正其封疆，無受其資，……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國語·齊語》，第254頁）。齊桓公問管仲，管仲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此國君之信……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中匡》，第186頁）

此外，管仲一方面提倡節儉，反對無限觀樂玩好，他說：“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立政九敗解》，第516頁）但是，另一方面管仲又主張奢靡，他說：“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所怠生（安居樂業）。”（《侈靡》，第294頁）意思是說，富人奢靡，窮人為富人生產物品，以滿足其欲望，窮人就有生路了，提倡“興時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侈靡》，第292頁）。

管仲還主張革除久喪厚葬的陳規陋俗，“重送葬以起身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侈靡》，第296頁），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總的來說，管子的治國理政思想有許多精辟的見解：以人為本，發展經濟，富裕人民，提出無私為政，反對偏私，樹立為政唯公的主張，建立嚴格公正的法律法制，實行舉賢任能的人才政策。他的政治思想是比較全面的，而且他也有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從政四十余年，建立了卓越的歷史功績，他的許多見解和主張，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他雖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人才主張，但卻未能為齊國培養后繼人才，當他病危時，齊桓公問何人能繼他，他只說豎刁、易牙不能用外，未推薦其他人，正如蘇洵評論說：“可謂不知本（人才）者矣。”（蘇洵《管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