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研究概述·現(xiàn)當代賦論

五四運動一聲春雷，震撼神州大地?？耧j式的“五四”精神也給我國傳統(tǒng)的賦學帶來了新鮮血液。

第一，開拓了辭賦研究的新領域。由于西方社會科學的輸入，大大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看到了辭賦并不是孤立的社會現(xiàn)象，而是與各種不同的社會科學有密切關系。學者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作指導，從政治、哲學、文化的廣闊背景上來研究辭賦，指出辭賦的繁榮，賦家賦作的思想藝術與整個哲學、政治、文化的密切關系，使這種研究擺脫了封建階級的偏見而具有更深刻的科學性。此外，或從審美的角度，探討辭賦的美學特征，賦作家的審美觀念與審美趣味，不同賦作的美學內涵; 或從民俗學的角度，探討辭賦與民間習俗，民間文學的密切關系;或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不同時代不同環(huán)境下賦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對辭賦創(chuàng)作的影響，從而使辭賦研究出現(xiàn)了新的面貌。

第二，促進了賦學著作由評點式、資料性向系統(tǒng)性、理論性方向發(fā)展。由于西方思維方式的輸入，逐漸改變了中國人線性的直覺的思維方式，而向多維的理性的方向轉換，使賦論著作也向科學的系統(tǒng)性與理論的深刻性與嚴密性方向發(fā)展，出現(xiàn)了很富有理論深度的專著與論文。它們或探尋辭賦的淵源，或研究辭賦的流變，或探討辭賦的美學特征，或分析賦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對賦史，或作斷代的剖析，或作整體的研討。這些著作論文，對辭賦作了多角度的探討，揭開了辭賦研究新的一頁。

現(xiàn)當代辭賦研究的發(fā)展可分三個階段：

1919年—1949年，為新賦學的開創(chuàng)期;

1950年—1979年，為新賦學的沉寂期;

1980年—現(xiàn)在，為新賦學的繁榮期。

1919年—1949年，是西方各種新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時期，也是新賦學興起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賦學論著大都能透露出新的時代氣息，采用新的觀點，因而對傳統(tǒng)賦學有所突破。這時，據(jù)有關資料統(tǒng)計，除專門研究屈原的論文專著外，有專門研究賦的論文近四十篇，專著三部，即陳去病《辭賦學綱要》、金秬香《漢代辭賦之發(fā)展》、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這些著作對賦的特點淵源及賦家賦作作了論述。其特點為，它改變了舊賦學著作那種評點式語錄式的寫法，而是結構嚴謹論證嚴密的有完整體系的著作，并注意從新的角度來研究辭賦。如金秬香《漢代辭賦之發(fā)展》分析漢賦發(fā)達的原因乃是“關乎時序”、“關乎地土”、“關乎政治”、“關乎風尚”;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分析漢賦的形成有政治的影響，貴族的提倡，道家思想的影響，與其他學問——經學、文字學、詩歌——的關系和著作的風氣。這就從廣闊背景上指出了漢賦繁榮的因素——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影響。特別陶秋英以民俗學的觀點，肯定騷賦源于楚民歌，跟《詩經》是完全不相干的南方文學系統(tǒng)。這更是對騷賦研究的重大突破。

可見，新賦學一開始就露出了茁壯的苗頭。

1950年—1979年，這三十年是我國極左路線統(tǒng)治的時期。反映在對中國文學史研究上，則是較普遍的用庸俗社會學的觀點看待傳統(tǒng)文學，認為只有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反抗斗爭才是民主性精華，其他題材則大都被視為封建性糟粕。賦就更被斥之為貴族文學、宮廷文學，幾乎是異口同聲地一片排斥之聲。三十年間在大陸，除了二十余篇研究宋玉與漢賦的論文之外，專著一部也沒有。這些論文也是斥之者多，客觀評價者少。這是現(xiàn)當代辭賦研究的沉寂期。

1980年—現(xiàn)在，是我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也是辭賦研究最繁榮的時期。發(fā)表的單篇論文有幾百篇，出版的專著有：姜書閣《先秦賦原論》、《漢賦通義》，馬積高師《賦史》，龔克昌《漢賦研究》，高光復《賦史述略》、《漢魏六朝四十家賦述論》，劉斯翰《漢賦：唯美文學之潮》，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萬光治《漢賦通論》，葉幼明《辭賦通論》，章滄授《漢賦美學》，康金聲《漢賦縱橫》，陳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等十余部。其參加研究的人數(shù)之多，其涉及的研究范圍之廣，都是空前的。

這個時期辭賦研究的突出成就表現(xiàn)在：

第一，對辭賦發(fā)展的歷史作了全面研究。馬積高師《賦史》就全面地論述了我國從先秦到近代辭賦發(fā)展演變的歷史，其史料之豐富，見解之精辟，都是無與倫比的。首先，它理清了辭賦的源流。它指出，辭賦形成的途徑有三，即由楚歌演變而來的騷體賦，由《詩》三百篇演變而來的詩體賦，由諸子問答體和游士說辭演變而來的文賦。在后來的演變過程中，詩體賦騷體賦變化不大，而文賦則又演變出漢大賦、魏晉六朝駢賦、唐宋律賦與新文賦。這樣來察類定義，就做到了源清而流朗，類正而義確。其次，《賦史》從辭賦的思想藝術成就考察，指出唐賦是我國辭賦發(fā)展的高峰;同時，《賦史》還不滿足于賦史本身的敘述，還從文學史甚至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辭賦的發(fā)展演變，揭示出辭賦的發(fā)展與文學史、文化史發(fā)展的某些共同規(guī)律。因此《賦史》是一部開創(chuàng)性著作，為古典文學研究填補了空白。此外，高光復《賦史述略》，葉幼明《辭賦通論》都勾畫了我國辭賦發(fā)展的輪廓和軌跡。

第二，對漢賦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對漢大賦的評價。龔克昌《漢賦研究》率先指出：漢大賦浸透著強烈的時代感，蘊藏著的是“大漢帝國的統(tǒng)一、強大、文明和昌盛”，“是時代精神的大發(fā)揚”。這就充分肯定了漢大賦的成就。同時，漢大賦“忽視諷諫”，要求擺脫儒家經典的束縛，把“注意力著重放在發(fā)展藝術形式上”，以期“更符合藝術自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把魯迅說的“文學的自覺時代”提前了幾百年。這對漢賦的諷諫問題也提出了嶄新的見解。劉斯翰《漢賦：唯美文學之潮》，除評論了漢賦的歷史地位與功過之外，指出“漢賦其實是南方文學復興并入主中原文壇的產物”，是完全不同于北方周詩的南方文學的發(fā)展;強調漢賦的特質是“唯美文學之潮”，是“文學的審美地位被重新確認”。萬光治《漢賦通論》則聯(lián)系廣闊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學發(fā)展的背景，對漢賦的體裁、發(fā)展、藝術和存佚作了全面研究，表現(xiàn)了橫向縱向探索的宏觀目光。章滄授《漢賦美學》則對漢賦的美學特征作了多方面的論述。其次，李生龍《論兩漢的賢人失志之賦》一文則對漢代賢人失志之賦產生的歷史背景、思想內容及歷史意義作了系統(tǒng)研究。這表明對漢賦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嶄新的角度肯定了漢賦的地位。

第三，揭開了魏晉六朝辭賦研究的序幕。這個時期，研究魏晉六朝辭賦的成果，除數(shù)十篇論文之外，有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和高光復《漢魏六朝四十家賦述論》，對魏晉六朝辭賦作了全面的介紹。而其劃時代的著作則是陳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傅璇琮先生在該書序言中說：這本書“有許多吸引人的段落和論點”，“有不少精彩處”。而杰出成就在“兩方面的考察：一種是歷史的考察，縱向的是上溯賦體的起源”，“橫向的則是社會生活、時代思潮給予賦的影響”;“另一種是把賦真正作文學而加以美學的考察，使得這部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層次”。這個時期辭賦的研究當然還有待深入，但已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遺憾的是唐以后辭賦的研究，至今還基本上是一片處女地，發(fā)表的研究論文寥寥無幾，專著更是一部也沒有。

第四，對賦學史的研究亦已拉開序幕。葉幼明《辭賦通論》第一次對漢代至現(xiàn)當代及港臺海外的辭賦研究狀況描述了一個清晰的輪廓，已是一部簡明的賦學史。緊接著有徐志嘯的《歷代賦論集要》、高光復的《歷代賦論選》，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自漢代至清代的賦論著作、文章及史料中輯錄出來的有代表性的賦論資料，為人們研究賦學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接著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更較系統(tǒng)地研究和介紹了我國歷代及港臺海外的辭賦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葉幼明還輯錄校點了《賦話叢編》，收集歷代賦論著作二十余種，正在“待價而沽”。賦論著作的介紹和賦學史的研究，不久的將來也會出現(xiàn)一個新的面貌。

這十幾年，辭賦研究的盛況是空前的，其研究成果的豐富也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