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四

“文革”結束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制是版本學的重要成就。

1975年10月，周恩來總理在病中發出“要盡快把全國善本書總目錄編出來”的指示。建國后，凡有一定數量古籍收藏的圖書館幾乎都編出了本館的善本目錄，但反映國家收藏規模的善本總目還未出現，因此，編制善本總目就成為全國古籍整理界(尤其是圖書館界)的一個重大課題。1978年3月，國家文物局在南京召開“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工作會議”，正式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這次會議還通過了全國古籍善本總目的“收錄范圍”、“著錄條例”、“分類表”三個文件，落實了組織措施和工作部署。

南京會議之后，很快建立起各省、市、自治區的專門領導機構以及大區間的協作組織，紛紛舉辦各種類型的短訓班培訓業務力量。與此同時，按照“收錄范圍”的要求在全國開展了古籍善本書的普查工作，其深度和廣度前所未見。隨著工作的逐步展開和深入，問題也隨之出現，例如什么是善本，善本的標準是什么，一向是各有各的看法，全國從未有過統一的標準。南京會議上提出以“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作為確定善本的標準，并提出九條具體規定，然而在理解上、在具體運用當中還是出現了不一致的現象。1978年11月，在成都召開“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領導小組擴大會議”，根據實際情況對三個文件盡可能做了 “補充和說明”，但這只是文字上的，缺乏生動具體的例證，實際掌握起來仍有一定困難。為了保證總目的質量，全國領導小組決定召開一次各省、市、自治區編輯小組成員參加的業務座談會，面對各種類型的印本、抄本、稿本，舉例說明，把原則具體化，條文形象化，以此達到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標準的目的。

1979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版本鑒定及著錄工作座談會”，圍繞南京會議的三個文件，結合實例進行深入的討論研究。像這樣全國規模的業務座談會，研究版本鑒定及著錄問題，這在全國圖書館界還是第一次。就連從事版本研究多年的專家，也不禁感嘆起來，稱贊這個辦法好，別開生面，打破了過去那種門戶之見和秘不示人的舊框框。會議特別強調總目的質量，指出善本總目是建國以后編輯的第一部全國性古籍目錄，它既是一部大型工具書，又是一部學術性著作，它將反映我們古籍版本鑒定、著錄、分類及編輯出版水平，將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廣州會議之后，全國各地進行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1979年9、10月間，全國領導小組委托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分南北兩大片，與南京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同仁分成七個小組赴各大區進行巡回檢查。11月，參加巡查的同志在上海集中交流情況，認為全國善本總目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但在收錄和著錄工作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在總編前予以解決。為此，全國領導小組在1979年12月在南京召開編輯工作會議，討論總編前的復查和總編的方案等問題。為了保證質量，制定了《對各省、市、自治區善本書目匯編時的復查要求》，希望于1980年4月將卡片集中北京匯總。

卡片到京后，從1981年10月開始，根據卡片目錄改編成書本目錄，油印為《征求意見稿》，寄請各圖書館復核，同時送請專家征求意見。1983年8月進行定稿，又在油印本的基礎上作了分類上的調整、著錄的訂誤、版本的鑒定。經過認真編校，陸續交稿。

1986年10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第一部《經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10月23日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儀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由劉季平任編委會主任，顧廷龍任主編，冀淑英、潘天禎任副主編，全目按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著錄了國家圖書館、地方圖書館、文化館、學術團體圖書館的善本書13萬部，57500多種，除臺灣、西藏外，涉及全國共計782處。到目前為止，叢部、史部也已發行，子部、集部即將出版。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其意義是多方面的：

首先，這是一次對文化遺產的搶救。在我國文化史上，勤勞智慧的人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留下了豐富的典籍，其中的善本更是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才保留至當代。然而在十年“文革”期間，古籍非但得不到妥善保管，反而被當作“四舊”和“毒草”毀掉不少。周總理在自己病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發出編輯善本書目的指示，顯然是為了搶救歷史，是對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優秀文明國家的高度負責。為此，各級地方政府也把整理古籍的工作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采取會議、報紙、廣播、電視、幻燈等多種形式廣泛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宣傳和普查活動。這次規模空前的普查工作使各地對本地區古籍的數量、質量及分布情況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數，不僅發現了不少新的善本，而且對原有古籍進行了清理，改善了條件，加強了管理。這項工作在海外也產生了巨大反響，因此，其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是深遠的。

其次，編輯全國善本書目使圖書館古籍工作隊伍重新得到建設。“文革”期間，由于左傾思潮的干擾和破壞，古籍工作者被看作是封建遺老遺少，有些古籍工作部門被取消，人員分散，隊伍受到嚴重破壞，加之熟悉這一工作的同志年紀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少，青黃不接，后繼乏人。在編輯善本書目的過程當中，各地努力解決這個問題，普遍舉辦了古籍人員培訓班，一些頗有造詣的退休老專家又被請回來從事這一工作，為善本的普查、編目創造了良好條件。

這部書目的學術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自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以版本目錄的形式問世之后，歷朝出現了不少公、私版本書目，然或局限于所藏和個人經眼，或局限于某種角度，或囿于時代，始終未能產生一部大致反映善本古籍全貌的書目，這顯然不適應當今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藏家、條目的數量都是史無前例的。李一氓在《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出版》一文中說：

從前公私書目都是極個別的，現在這部是全國的古籍善本書目，包羅宏富，任何一部從前的書目都趕不上。這是近年中國圖書事業一個最大成就。

——載《人民日報》1986年9月15日

書目的編制推動了版本學研究。比如在版本的鑒定當中解決了許多過去長期存在的疑難問題，因為這次工作是在全國范圍的大視野當中進行的，許多專家在一起互相切磋頗為見效。善本“收錄范圍”的制訂，使“善本”這一傳統概念有了一個明確的界定。“著錄條例”的使用使古籍著錄趨于規范化、科學化，對文獻的揭示也就更為全面、準確，改變了長期以來古籍著錄自為自在的做法。通過版本鑒定、著錄的實踐，產生了一批質量較高的論文，豐富了版本學研究的內容。

應當指出的是，通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制，發現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原來是打算編制一部全國性的善本書總目，并且動員了全國圖書館界的專業力量。但工作了一段以后，才發現版本目錄之學缺乏根基，以致實際工作中碰到的問題、難點多不能解決，不得已只好刪去大量條目，故出版后的規模遠未達到全國善本總目錄的要求。在這一工作中，對前人版本學的研究未做總結，對歷朝歷代的版本目錄更缺乏檢驗，因襲了過去一些不科學的做法，版本考訂、著錄的錯誤就更難免了。由于這又是一部聯合目錄，而過去各館很少交流，水平參差不齊，目錄質量必然受到影響。

發現問題本身就是不小的成績，它給圖書館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戰，促動了版本學研究向更深的層次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