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四

近四十余年，在對考據學的研究和評價方面，乾嘉學派是一個議論紛紜、聚訟不已的焦點，問題主要集中在它的產生和盛興的社會根源，及其歷史功過上。

建國初期，學術界處于加強學習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從事研究的氛圍中，對乾嘉考據學無暇顧及。五十年代中期，開展了為期幾年的批判胡適思想，“清除胡適思想在歷史考據中的惡劣影響”成了文史學科的任務之一，因而諸多批判性文章都牽扯上乾嘉考據學，涉及了清代樸學產生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與作用。其中，以范文瀾的意見最具有代表性。在《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一文里，他作了這樣的論述：“自明清之際起，考據學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名家者無疑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這種考據使用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它在訓詁名物方面，確有豐富的成就，可是當涉及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歷史的說明時，便顯得無能為力。”“清朝士人懾于文字獄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往故紙堆里，專心做考據，久而成為風氣。……(就乾嘉考據學本身來說)，是協助清朝統治的工具。”

顯然，當時學術界普遍的認識是：清代樸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文字獄，乾嘉學派的興盛有利于清朝的統治，考據是形而上學的治學方法，但在某些學術領域“確有豐富的成就”。這是一種基本否定而沒有全盤否定的態度。

進入六十年代，鑒于學術研究中生吞活剝馬列主義、以論代史的現象，范文瀾發表了 《反對放空炮》(《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一文。同時，學術界的視線也投向了乾嘉學派，不少著名學者都發表了意見。例如：

周予同強調乾嘉考據學的方法可以批判地繼承，在治學中仍然行之有效。他在《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中指出：“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訓詁到經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張和方法，我覺得今天仍是有效的 ‘基本功’。”(《學術月刊》1962年第7期)

李亞農《論承前啟后》對此另有新見：“(乾嘉學派的) 研究方法和近代資本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極其接近，所以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們是有實證主義的精神，但缺乏邏輯。只涉足于有證據就行，而不管他們的說法合不合理”;“樸學家們在中國學術史上仍然拿出空前的成績”(《學術月刊》1962年第6期)。表現出一種基本肯定的傾向。

郭沫若則竭力為乾嘉考據學作 “無罪”辯護：“在乾嘉時代考據之學頗有成績。雖或趨于繁瑣，有逃避現實之嫌，但罪不在學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絕頂專制。聰明才智之士既無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證古籍。……故考據無罪，徒考據而無批判，時代使然。”(《讀隨園詩話札記》)委婉地對“協助清朝統治的工具”之說表達了不同意見，他指出：“欲尚論古人或研討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 (同前)

翦伯贊強調乾嘉考據學是在文禁森嚴的形勢下產生的，“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獻方面都有很大的功績，并為后人打開了讀古書的門徑。他們實事求是的鉆研態度和比較科學的考據方法，在今天看來也是很可貴的”(《中國史綱要》)。開始涉及乾嘉學派的影響和作用問題，并且作了贊同的表述。

綜上可見，五十年代中期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側重于弊端的分析，而六十年代初則正視它的成就，肯定它的研究方法有實事求是和比較科學的一面，甚至將考據手段與近代資本主義的實證主義相聯系，開始比較客觀地探討了它的歷史地位。這些都表明此課題的研究和學術界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六十年代初比較寬松的學術氛圍下，有關的高質量的研究專著也得以出版，如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清人文集別錄》 (中華書局，1963年)，杭州大學語言研究所《孫詒讓研究》(浙江日報社，1963年)等。然而，僅僅過了二、三年時間，對乾嘉學派持否定和批判態度的觀點便紛至沓來，許多文章激烈評擊清代考據學，強調乾嘉樸學的流弊與非科學的一面，視考證方法為“雕蟲小技”，基本上否定了乾嘉學派的學術地位。甚至有些偏激的文章，大肆批判別人美化乾嘉學派，責問要把青年學子引向何方，這些已經脫離了學術探討的范圍。然而，即使在當時不正常的氣氛下，多數人雖然持基本上否定的態度，但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乾嘉學派在學術領域的一些成果。1964年第5期《學術月刊》發表的綜述《關于乾嘉學派的評價》，反映了此期的學術基本走向。

從1966年至1976年“文革”時期，關鋒、戚本禹之流以極左面目出現，采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考據學當成封建糟粕來批判，關于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與評論，全然停頓了。十年內亂結束之后，針對“影射史學”等反科學的痼疾，有人提出：“回到乾嘉時代去!”這一提法雖然頗有偏激之處，但是它旨在恢復學術界實事求是的傳統，重振踏實嚴謹的優良學風，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于是，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又一次成為引人注目的學術熱點。

1982年9月在北戴河召開的全國清史學術討論會上，王俊義提出，乾嘉學派產生的原因是與康乾時期政治上的穩定統一、經濟上的發展繁榮、文化上的大力倡導有關;不贊成通行的大興文字獄、實行民族高壓恐怖政策所致的觀點(《全國清史學術討論會論文簡介》〔下〕，載《清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2期)。這一新的認識，引發了氣氛熱烈的學術爭鳴。李洵在會上發言，認為清朝前期的社會經濟的繁榮只不過是產生考據學派的一些客觀條件之一，至少它和考據學產生的聯系不是太大。考據學產生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階段，它本身應該是近代啟蒙運動的一部分(《關于乾嘉學派的學術通訊》載《清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3期)。10月25日，《人民日報》以《關于乾嘉學派的成因及其評價》為題，對一些新觀點作了綜述。

1983年，周維衍在《學術月刊》第2期上，發表題為《乾嘉學派的產生與文字獄并無因果關系》的文章，認為顧炎武、閻若璩的學術成就和考證方法為乾嘉學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礎，他們并未被文字獄所驅使; 梁啟超稱文字獄頻興，是帶有民族偏見的看法;沒有文字獄，乾嘉學派也會產生。王俊義在《文史知識》第3期上，以《清代的乾嘉學派》為題，重申了 “康乾盛世是乾嘉學派產生興盛的根本原因和條件”的觀點，認為：“長期以來，不少論著把清代的文字獄說成是乾嘉學派產生的主要和唯一的原因，是片面的，不可取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開始注意從思想學術史的視角入手，從封建學術內在矛盾運動中探討乾嘉學派的成因;于鵬翔《乾嘉學派成因論》(載《松遼學刊》1985年清史專號)、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載《清史論叢》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等探討了產生乾嘉學派的內在學術成因;陶家康《試論乾嘉學派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功過》 (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大出版社1986年)將“宋儒的訓詁考據學風”，視為影響乾嘉學派形成的條件之一;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則認為：“經學考證經顧炎武的中介而在規模和結構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從而發展成最終完善化、純粹化的考據學。”

綜合上述各位學者的觀點，關于乾嘉學派的成因論，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種看法認為，原因在于清廷頻興文字獄，迫使學者躲進故紙堆。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都持此說。鄭天挺《清史簡述》也認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士大夫不敢做貪官暴吏，又不敢公開起來反對，也不敢用文字托言諷刺陷入文字獄，所以就逃避到故紙堆中埋頭做考據。”直到1990年，仍有學者發表文章，重申此說，如倉修良、葉建華《試論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及其功過》、楊宗禹《試論乾嘉學術的歷史地位》(均載《歷史文獻研究》〔新一輯〕，北京燕山出版社)。

一種看法認為，乾嘉學派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產物。胡適早年曾將清代樸學與杜威的實驗主義相比較，認為二者若合符節。李亞農在六十年代初，把它跟“近代資本主義”相聯系;近年李洵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但是展開得不夠充分，觀點論證尚欠詳盡。

一種看法認為，乾嘉學派是清朝前期“盛世”的產物。祁龍威較早就指出，乾嘉學派產生的基礎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統治階級的這些活動，在客觀上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乾嘉史學初探》，載《江海學刊》1962年第1期)。八十年代，王俊義的提法則比較鮮明且具有代表性，他從康乾時期政治上的穩定統一、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統治者對封建學術的大力提倡等方面來分析，論證了乾嘉學派產生盛興的政治和經濟原因。陶家康在綜合乾嘉學派產生的背景時，也吸收了王俊義的觀點(《試論乾嘉學派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功過》)。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則認為：“清代樸學的勃興，還與清代文化典籍的富饒大有干系。”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成因主要在于封建學術內在矛盾的歷史發展，其次才是政治經濟等條件的作用，內因外因共同作用導致了乾嘉學派的形成。至于內在矛盾，又與明代理學家繼承歷史經濟發展的弊端，與明代文人書賈隨意竄改古籍、治學風氣浮夸有直接關聯(于鵬翔《乾嘉學派成因論》)。陳祖武指出，把成因歸結為“康乾盛世”和文字獄等，只不過停留于外在原因的探討，忽略了古代理論思維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的認識。明清之際，理學瓦解，形成了清初反理學思潮。它一方面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對理學進行批判總結，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復古傾向的思潮。隨著清代文化專制的加劇，復古傾向日益成為主要方面。到了乾嘉時候，經世致用的宗旨喪失殆盡，反理學思潮遂蛻變為一個自考據始迄考據終的復古學派，即乾嘉學派(《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馮天瑜則運用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有關“規范”的理論來解釋成因，論述了在從反宋明理學到乾嘉考據學學術演遷的關鍵點上，歷史將顧炎武作為代表人物推出來建立“規范”，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信念”，即規定了研究范圍和在方法論上的指導和示范(《中華文化史》)。

多年來，對乾嘉學派人物的個案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成果也相當豐富。研究對象有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顧祖禹、戴震、惠棟、焦循、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紀昀、程瑤田、段玉裁、王念孫、崔述、洪亮吉、汪中、王引之、盧文弨、黃丕烈、顧千里、孫星衍、馬國翰、阮元、李慈銘、王筠、朱右曾、俞樾、章太炎、孫詒讓、吳大澂等數十名;論著達數百種，比較有影響的有張舜徽《顧亭林學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周輔成 《戴震》(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曾昭旭 《俞曲園學記》(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方俊吉《高郵王氏父子學之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杜維運《趙翼傳》(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83年)、方詩銘等 《錢大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對于乾嘉學派學術成就的評價，學者們的認識大體上是一致的，陶家康在《試論乾嘉學派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功過》一文里進行了歸納，指出了他們在十二個方面的重大貢獻：1.注釋古代經典方面。為了糾正宋學義理空疏之弊，以恢復漢學為旗幟，他們根據漢人的經學箋注，對《十三經》作了普遍的注釋，其中大部分收集在阮元的 《皇清經解》和王先謙的《皇清經解續編》之內。正續二編凡二千八百三十卷，收入清代經學著述三百八十九種，“搜集遺文，博采眾說，既疏通其大意，又考證其訛誤”，集中體現了清代經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和成就。2.文字、音韻的研究方面。文字學在清代又稱小學。他們認為治經必先通小學，這是做學問的一般規律。其主要成就，首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其他如戴震的《方言疏證》、江聲的 《釋名疏證》、朱駿聲的 《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 《說文義證》、王筠的 《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等，都是有很高價值的文字學著作。他們為研究小學，又莫不以音韻為樞紐。認為必須掌握古代聲音的變化，才能對字義的引申、假借和字形的變化，有全面的了解。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是清代音韻學奠基性的著作，其他如江永的《音學辨微》、《古音標準》，戴震的《音韻考》、《聲類表》，段玉裁的《六書音表》，姚文田的《說文聲系》都是音韻學研究的重要著作。錢大昕認為“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王力先生認為是清代音韻學方面的突出貢獻。3.古籍校勘方面。乾嘉學者中從事校勘古籍的人很多，如顧廣圻校《國語》、《戰國策》、《韓非子》，孫星衍校《孫子》、《吳子》，盧文弨校《逸周書》，孫詒讓校《墨子》，謝墉校《荀子》，梁玉繩校《呂氏春秋》等，都取得優異的成績。其中以戴震校《水經注》最負盛名。他們改正了許多古籍的錯誤，使一些古籍經過校勘后，成為可資研究的文獻。尤其他們校勘了許多周秦諸子書，因而引發了后來研究“諸子學”的熱潮，對學術界影響重大。4.古籍辨偽方面。他們在古書去偽存真的辨偽工作中，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以閻若璩的 《尚書古文疏證》和胡渭的《易圖明辨》最為重要。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考辨了從《易傳》到桓譚《新論》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共九十三部書的真偽，氣魄尤為宏大。崔述著《考信錄》，對先秦古籍除《詩》、《書》、《易》、《論語》之外，都考證其真偽。他們對于近代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古史辨派”產生很大的影響。5.名物典章制度研究方面。他們對于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動機起源于治《三禮》，后來日益發展，遂成為專門之學。惠棟的《明堂大道錄》，研究了古代天子明堂制度的內容及其變遷;徐乾學編的《讀禮通考》、秦蕙田編的《五禮通考》是研究古代喪禮比較完備的書，曾邀請當時許多名流學者參加編撰。其他，則有胡匡衷的《儀禮釋官》、戴震的《考工記圖》、沈彤的《周官祿田考》、王鳴盛的《周禮軍賦說》、洪頤煊的《禮經宮室答問》、任大椿的《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等，對古代的官制、宮室、田制、車輿、衣服、軍制、兵器和禮樂諸器，都加以了研究。有的除文字說明外還畫了圖像，它們都是研究《三禮》的專著。此外，程瑤田的《通藝錄》，對于古代的鐘、镈、干、戈、戟、戚、削等器物，都能根據實物以考定古代的制度。6.金石學研究方面。入清以后，因為古銅器、簡牘、印章、封泥等古物大量出土，金石學的研究范圍更為廣泛。顧炎武撰寫的《金石文字記》，是乾嘉學者金石學研究的濫觴。繼起的有錢大昕的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的《金石三跋》、洪頤煊的《平津館碑記》、嚴可均的《鐵橋金石跋》、陳介祺的《金石文字釋》等，大都著錄宏富，考證精確。而王昶的《金石萃編》薈錄眾說，記載刻石達一千五百余種，皆摹錄其原文，并附諸家的考證和按語，對于學術研究頗有貢獻。其他只舉目錄的，則有孫星衍、邢澍的《寰宇訪碑錄》。以后碑板出土日多，故《萃編》、《訪碑錄》等至再三續補而不能盡。7.目錄學研究方面。乾嘉學者承歷代研究目錄學之流風余韻，視目錄學為“學中第一要緊事”的治學門徑，故當時的目錄學研究人才輩出，臻于極盛。清代的目錄學著作，以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突出代表。《總目》共二百卷，主編永瑢、紀昀(實際上是紀昀一人)，戴震負責經部，邵晉涵負責史部，周永年負責子部，其他編者也都是一時名流學者。由于《總目》卷帙過于龐大，又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頗便翻檢使用。同時，私家目錄盛行，如錢曾的《也是園藏書目》、《讀書敏求記》，朱彝尊的《經義考》，孫星衍的《平津館藏書記》，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等。其中《鄭堂讀書記》是《四庫總目》以后最完備的一部古籍書目。其他如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為作者記在日記中的讀書筆記，被后人輯錄成目錄學著作的。題跋是另一種目錄學著作體裁，校勘家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和《蕘圃藏書題識》便是這類著作。8.歷史考證方面。他們的考證，先是從經學開始的，后來因為“通經”必先要“研史”，于是考史之風大盛。當時的考史著作，以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為代表作品。《廿二史考異》為錢大昕一生精力之所在。他所考的二十二史，是從二十四史中除去《舊五代史》、《明史》而言的。其書多屬考據性文字，是錢氏讀史時對有關政治、經濟、軍事、經學、法律、音訓、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心得。錢氏對各史中記載的矛盾、錯誤之處，均加以詳細的考訂，“皆有確見”(《清史稿》本傳)。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所考釋的史籍，止于五代，從宋人習慣稱為十七史。內容除校勘本文，補正訛誤，考訂史實外，最詳于輿地、職官、典章制度。此外，還有大量評價歷史人物的文字。如三國蜀之姜維、唐之李訓和鄭注，在舊史中多被貶抑，王氏則作了翻案文章，提出公正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卓越的史學見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所考實系二十四史，因《舊唐書》和《舊五代史》未計入數字，故稱二十二史。本書大半論“古今風會之遽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者”(《廿二史劄記·小引》)。趙氏采用“以經治經”的方法，從原書排比史實，考核比較，然后綜合歸納，以論述歷代的治亂興衰關系。其中如東漢 《黨禁之起》、《六朝清談之習》、《唐節度使之禍》、《明初文字之禍》等章節，皆能列舉多證，娓娓而談，使對所述史實，本末洞然。此外，二十四史中表、志俱全的有《史記》、《漢書》、《新唐書》、《宋史》等九部，全無表、志的有《三國志》、《梁書》、《陳書》等七部。各書所載表、志錯誤缺漏的也不少，故宋以后學者屢有增補。乾嘉學者多樂此不疲，如錢大昭的《后漢書補表》，侯康的《補后漢書藝文志》、《補三國藝文志》，郝懿行的《補宋書刑法志》等頗為著名。9.編纂地方志方面。地方志在清代很發達，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廷的大力提倡。雍正年間規定每六十年修定一次，從此方志的編寫日益充積。清修方志的門類繁多，省有通志，地方上有府志、縣志、鎮志、里志，甚至山水寺觀也有志。清人所修方志，共達四千六百多種(據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錄》)。乾嘉學者阮元的《浙江通志》、《廣東通志》、《云南通志》，戴震的《汾州府志》，洪亮吉的《涇縣志》，孫星衍的《三水縣志》，段玉裁的《富順縣志》，李兆洛的《鳳臺縣志》等均為精粹的結晶。10.地理研究方面。清初學者從“經世致用”出發，地理研究多偏重于國計民生方面。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敘述了各地的關塞險阻、風俗民情和生活狀況;胡渭的《禹貢錐指》，其中“附論歷代徙流”部分，有助于研究黃河的變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詳于山川險要和攻守形勢，實際上是一部軍事地理書。到了乾嘉以后，由于學風轉向脫離實際的繁瑣考證，地理研究也就偏向于地理沿革方面。著名之作有趙一清、戴震等人所校的《水經注》。此外，閻若璩的 《四書釋地》、徐善的 《春秋地名考略》、江永的 《春秋地名考實》、焦循的 《毛詩地理釋》都是研究先秦地理的名著。而洪頤煊的《漢志水道疏證》、陳澧的《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都是以水道研究漢代地理的佳作。乾隆以后，西北邊疆多事，學者遂重視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的地理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記》、《后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和張穆的《蒙古游牧記》、何秋濤的《朔方備乘》。11.搜輯佚書方面。清代大規模輯佚，是從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開始的。乾嘉學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寶貴佚書，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薛居正的《舊五代史》以及《宋會要輯稿》等，都是卷帙浩大、價值極高的歷史名著。乾嘉學者還從唐宋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中，從古籍的舊注(如《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文選》李善注等) 中，整理出許多寶貴的佚書。馬國翰的 《玉函山房輯佚書》、王謨的《漢魏遺書鈔》、黃奭的《漢學堂叢書》等，均為輯佚巨著。12.天文歷算研究方面。康熙皇帝篤嗜西方天算之學，召聘西人南懷仁、湯若望等供奉內廷，纂成《數理精蘊》、《歷象考成》等書，影響廣泛。清代天算學者，以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等人最為專精。如明安圖用三十年的時間，研究出求圓周率等三個公式的證明，寫成了《割圓密率捷法》，在數學研究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自戴震校理《算經十書》后，乾嘉學者中什九皆治天算。其中以李銳的《李氏遺書》、焦循的《里堂算學記》、鄒伯奇的《鄒征君遺書》、李善蘭的《則古昔齋算學》最負盛名。阮元和羅士琳所著的《疇人傳》、《疇人傳續編》，撰述中國從上古到清末的天文歷算家四百人的傳記，是中國自然科學史的總結性著作。

學者們雖然肯定了乾嘉學派的成就，但是同時指出，這個學派是在清初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方向還存在著許多嚴重的缺陷，表現出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其一，為考據而考據，手段成為目的，背離“經世致用”的初衷，博古而不通今。乾嘉學者研究的內容，絕大部分是儒家經典的箋注。他們對《十三經》作了大量新的注釋，卻是為考據而考據，“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漢學商兌》)。他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多提倡復古，即使像顧炎武這樣倡導 “經世致用”的大師亦未能免俗。如顧氏在《音學五書》中寫道：“天之未喪斯文，必有圣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語言、文字的發展進化，是社會自然的客觀規律; 讓古音還原，使今人用古人的語言來讀古書，這是開歷史的倒車。這雖是顧氏因對明末清初國事不滿而產生的偏激言論，可以理解。但他在古音研究中的復古思想，對乾嘉學者起著嚴重的消極影響。乾嘉學者更是背離大師們治學的精神實質，拋棄了“當世之務”的目標，把考據變成了治學目的，囿于古而蔽于今。于是，考據學成為清廷粉飾“乾嘉盛世”的點綴品。其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只有微觀研究而無宏觀研究。乾嘉學者一般采用“內證”、“外證”、“理證”等方法，善于在同類現象的類比中發現問題，又在遍找事例中歸納出結論來。這種方法實質是形式邏輯的歸納法和類比法，它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這種方法對于解決一些個別的、具體的問題，是不無裨益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無法對歷史事物進行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和發展的考察。因此，乾嘉學者只局限于微觀研究，而無宏觀研究。他們往往進行一些脫離實際的煩瑣考證，對一些重大問題無法作出帶規律性的解釋。即使像《廿二史劄記》所采用的“歸納法”，甚至是“比較研究法”，稱得上當時考據方法的高層次代表，但如作者本人所言只是“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日積月累而成。他們治學方法的局限性，直接影響到所做出的成就的大小及其正確性。其三，嚴重的宗派主義傾向，在學術上缺乏兼收并蓄的氣魄。自從惠棟打出“漢學”旗幟后，漢宋之爭已開其端;到了乾嘉學派極盛之時，黨同伐異，嚴立壁壘，公開樹立門戶的“小家子”氣愈演愈烈，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由于江藩撰述此書的標準是“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固不著錄”，因而該書所列人物主要是吳派、皖派的學者。相傳尚未成書時，焦循曾致信江藩進行規勸，認為應改書名為《國朝經學師承記》較合理，江藩不從。遂引起宋學家方東樹的反對，乃作《漢學商兌》相攻訐，發擿漢學種種弊端。江藩還排斥清初考據學啟蒙大師顧炎武和黃宗羲，認為他們不屬于漢學正宗，于是將兩人的傳記貶于《漢學師承記》卷末。宗派主義成為當時學術研究發展進步的一個重大障礙。其四，某些乾嘉學者追逐聲利，奔走權門的腐朽風氣。由于考據學大顯于當世，許多學者遂以文字、章句、訓詁、版本之學投靠于權勢之門。如封疆大吏畢沅和阮元幕府都收養了眾多學者; 惠棟感參藥之贈，將自己的著作《后漢書訓纂》送給汪棣;盧文弨與盧見曾籍貫本不相同，因見曾官兩淮都鹽運使，遂與之通譜;孫星衍原籍陽湖，孫曰秉原籍承德，因曰秉官山東河道，便與之聯宗。這些沽名逐利、趨炎附勢的行徑，與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拒絕征聘、遁跡林泉的高風亮節，已經完全背道而馳了。

此外，一些學者認為，乾嘉考據學是“一種畸形發展的學術文化”(倉修良、葉建華《試論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及其功過》)，“是在 ‘盛世’虛榮之下的一種扭曲的、病弱的、繁瑣而纖細的文化”，“不好有太高的歷史評價” (楊宗禹《試論乾嘉學術的歷史地位》)。理由是：在所謂“乾嘉盛世“的背后是危機四伏的處境，這時的學術局面根本談不上繁榮，而是毫無生動活潑、欣欣向榮的“萬馬齊喑”。各種學科無一不是千篇一律的考證，與真正學術繁榮的宋代所呈現的書院林立、學派眾多，講學之風盛行、百家爭鳴又相互并存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雖然在考據學領域，乾嘉學者做出了不少成績，但重要的是，整個時代的學術，特別是思想并沒有得到多少發展，而且大大地阻礙了社會歷史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