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

明志、立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道德規范，是儒家提倡君子修身立德的必修內容。中國歷代先賢無不立志高遠以修身養德、報國安民。

志當存高遠

諸葛亮說：“志當存高遠。”只有志向遠大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和自身的弱點，朝著既定的目標前行。古人常常登高望遠，表明心志，“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站得高才能看得遠，胸懷大志，不計一時的得失成敗，才能最終實現宏偉的志向。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許多俗語，用來激勵人從小立志，如“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少年立志出鄉關，削弱不成死不還”“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等。東漢名將馬援“少有大志”，以“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自勉，為國東征西討，立下赫赫戰功。所以說，樹立遠大的志向對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但這種志向必須是符合道義的，否則，就不會有崇高的人格境界。

遠大志向和宏愿反映的是很高的心性和境界，人各有志，言志、明志、立志可以明心，可以見性，更可以堅定自己的返本歸真之路；也可以觀其志，找到差距而有所促進，子路之志直率而豪邁，可以增進友誼、同甘共苦、去除自私自利；顏淵之志敦厚于德行，可以充實本性、修己利人、淡薄虛名；夫子之志心里裝的可能是天下人，仁心仁術，無私無我，為著天下人在著想。

諸葛亮還說過：“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即不恬淡寡欲就不能確立遠大的志向，不排除雜念就無法深謀遠慮。這是諸葛亮對其子的諄諄教誨，也是他關于修身養德的至理名言。

一個人利欲熏心，就不能有遠大的志向；心氣浮躁，很難有真知灼見。只有淡泊名利才能立志恢弘，心態平和才能深思熟慮。崇高的理想必然要遠離世俗的貪欲，透徹的思維也經常從寧靜的心境中流出。崇高的人格，需要崇高的情志來支持，需要在淡泊和寧靜中不斷追求和升華。

古人講：“有志者事竟成。”并不是說確立了遠大的志向后，就可以坐等成功了。在立志與成功之間，還需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如果沒有實際的付出，再高遠的志向也是空中樓閣。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弘揚佛法，歷盡磨難，前五次均告失敗。但是他沒有放棄，直到第六次，終于到了日本，把唐朝的文化帶到日本，他本人成為日本律宗的創始人。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意思是志向遠大的人不可以不剛強堅毅。子路問道：“先生認為應該怎樣做才會剛強呢？”孔子回答說：“君子可以隨和，但是并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正的剛強啊！君子要做到和而不流，就要立定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國家政治開明，自己也不改變窮困時的操守；國家暴虐，沒有德政，至死也不改變平生的志向，這才是真正的剛強啊！”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做人應該堅持合乎正道的主張和原則，不能隨波逐流，依正道選定的價值目標要有堅定的信念，只有這樣才能激勵自己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勇往直前，以無畏的勇氣、毅力和信心去實現遠大的目標和理想。

君子固窮　志不溫飽

子曰：“君子固窮。”意思是君子要安于貧困，不失氣節。北魏中書侍郎高允正是一個“固窮”的“君子”。

北魏朝廷的官員都沒有俸祿，但一般官員都有自己的家產，而高允卻沒有。他家里一貧如洗，常常靠他的兒子們上山打柴維持生計。但這并沒有改變他的志向。在朝廷中，他以直諫著稱。朝廷內如果有什么事做得不合適，他就請求晉見皇上。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常常屏退左右，單獨和他交談。有時高允言辭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聽不下去，只好讓人把他扶下去。不過，拓跋浚對高允非常信任，特地提升他做中書令。

有一天，司徒陸麗忍不住對拓跋浚說：“陛下，高允雖然蒙受恩惠，可他家里實在是窮啊！”

拓跋浚一愣，說：“這怎么可能？”“千真萬確，他的妻兒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根本無法出來見人。”

拓跋浚當即起駕，親自來到高允家。他一看，高允家里只有幾間草房，床上只有粗布被褥，妻兒穿的是舊棉絮做的衣袍，廚房里也只有些咸菜。拓跋浚感嘆不已，馬上賜給高允五百匹繒帛、一千斛糧食，并任命高允的長子高悅為長樂太守。高允堅決推辭，拓跋浚不肯答應。從此，拓跋浚對高允更加器重，見面常呼他“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意思是說，有志之士，既然存心在道，就不應該貪求享受，如果還以粗糙的衣服和簡陋的飲食為恥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談論了。孔子認為，一個人斤斤計較個人的吃穿等生活瑣事，他是不會有遠大志向的，因此，根本就不必與這樣的人去討論什么是道的問題。

據說明代有一個叫鄒立庵的人，他十六歲到京師會試時，與另一個前來會試的考生閑聊。那人一見面就問：“考上狀元會有多少錢啊？”鄒立庵聽了掉頭就走，不屑與他交談。

人的志向不同，對事物的掌握、看法就會不同，所以心一定要端正，志向一定要純正，否則在隨波逐流中就容易迷失自我了。

宋代王沂，名曾，自幼刻苦讀書，敦品勵學，志向不凡。真宗時，王沂考上狀元。有人跟他說：“考上狀元，就一生吃著不盡，不用愁溫飽了。”王沂很嚴肅地說：“我平生志向不在溫飽。”后來，王沂歷任宰相，廉潔自持，做事正直，朝廷很重用他。

可見，君子應該從小立志，志向要清廉高尚，志向倘若立得高尚、立得堅定，他日到社會上服務時，才不會被利益所誘。

晉朝的時候，有一位名叫夏統的人，博學多才，但由于當時奸佞當道，朝政昏暗，他一直不肯做官，很多人邀請他，都被他拒絕了。有一回他因事到京師去，順便拜訪太尉賈充，賈充希望把他留下來，幫助他處理政事，可是一直無法說服他。于是就想用權勢來誘惑他。賈充召集軍隊、車馬，排著整齊的隊伍，吹著響亮的號角，請他一起閱兵，并對他說：“如果你答應做官的話，這些軍隊、車馬就歸你指揮，這是人人都羨慕的事。”“這些軍隊、車馬的確雄壯威武，可是我對它們毫無興趣。”夏統淡淡地說。

賈充聽了，非常失望。但他想，你也許不喜歡權勢，可是總不會不喜歡財色吧？于是他召來了一大批美麗的歌伎，穿著漂亮的衣服，在夏統面前翩翩起舞。他又對夏統說：“如果你愿意做官的話，這些美女就是你的了。”可是夏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這種享受是很難得，但也不是我想要的。”經過這么幾次的勸說后，賈充知道權勢、美色是無法打動夏統的了，于是憤憤地對家人說：“夏統這小子，真像木頭做的人，石頭做的心。”這就是“木人石心”成語的由來，形容一個人的意志堅定，任何誘惑都動搖不了他，如果他接受了引誘，改變了意志，那就是“逐物意移”了。

《論語》中記載：孔子與弟子們在陳國某地斷絕了糧食，隨從的人都餓壞了，不能起身行走。子路滿臉惱怒地去見孔子說：“君子也有困厄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固然也有窮困的時候，但能安守節操。不過小人困厄了就不約束自己而胡作非為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原憲居住在魯國時生活貧窮，房屋簡陋、門窗不全，遇雨漏水，他卻端坐在里面彈琴。接待子貢時，他頭戴破帽，腳穿破鞋，拄著木杖倚在門邊。子貢問：“先生生病了嗎？”原憲答道：“我聽說，沒有錢財叫作貧，學道而不能去實踐者才稱病。我現在是貧，不是病。”

由此可見，古代賢哲以安貧樂道為美，也告訴我們，應本著樂道固窮的精神進德修業。

貧賤不能移　但使愿無違

古人有“安貧樂道”的說法。孟子說：“貧賤不能使他改變志向，這才叫大丈夫。”孔子曾發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等慨嘆。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淵就是一個安貧好學的人，孔子經常夸他用一個筐盛飯、一個瓢喝水、住在簡陋的破屋里，卻能做到一直不改他求道的快樂。面對貧窮時，能做到像孔子的弟子顏淵那樣簞食瓢飲仍能安貧樂道的，才是真正的君子。

“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是陶侃的曾孫，祖父外祖父雖是東晉的名士，但是到陶淵明時，家道已經衰落。然而自幼就貧困的他，并不以貧為苦，他一生雖沒有顯赫的功業，但他高尚的人格和詩文的成就，卻受后人崇仰傳誦不已。

少年時期的陶淵明，對國家社會胸懷大志，曾自許“猛志逸四海”，但他身處亂世卻有志不得伸。陶淵明一生只做過四次小官，每次當官的時間都很短，就是因為他達觀自然、淡泊名利的本性，讓他不愿在當時虛偽腐化的政治社會環境去同流合污。他最后一次做官是出任彭澤縣令。他到任八十多天，碰到潯陽郡的督郵來檢查公務。督郵的品位很低，是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常假借巡視之名向轄縣索取賄賂。縣吏卻說：“當束帶迎之。”就是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地去向這些人賄賂獻殷勤，于是辭官歸隱田園。

當時他寫了“歸去來辭”一文以見其志，序文中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在“饑凍”和“違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擇。這意味著妻兒將和他一起挨餓，意味著沒錢買他最愛的酒……他甚至在饑餓的驅使下向人乞食！一代文豪蘇東坡讀到他的“乞食”詩也不禁為他感到悲痛！

但是在這種令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中，他卻始終無怨無悔、安貧樂道，他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自我期許，不為自己的艱難處境擔憂。可見陶淵明對自己是了解透徹的：與其在渾濁的溪流中隨之浮沉，心中無法寧靜，不如跳出這渾水，給自己的靈魂自由。對他而言，“違己”甚于“饑凍”。于是，為了做一個尊貴的“人”，他舍棄世俗的虛名，選擇隱居務農，回到山林的懷抱，回歸生命中真實的自己。

可見，現實生活的苦難并不會挫敗一個有智慧與決心的人。陶淵明的勇氣令人佩服，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熱切地想尋求生命的價值與自由，一般人很難在利益面前做出抉擇。身處亂世，舉世皆濁，陶淵明能不同流合污，不出賣靈魂，尊重己志，選擇掛冠求去以無愧我心。

威武不屈　松柏之志

蔡元定，字季通，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蔡元定天性聰穎，八歲時就能寫詩，每天能寫數千字。曾經在西山頂上，忍著饑餓，吃著野菜苦讀。后來拜朱熹為師，朱熹了解到他的學問后，大吃一驚，說：“你應該是我的朋友，而不應位于弟子之列。”

后來，朱熹遭到權貴奸臣攻擊，蔡元定也受到牽連，被貶往道州。但蔡元定志節不屈，拄著拐杖與兒子走了三千里路，腳上都流血了，臉上仍沒有半點難色。到了被貶地后，蔡元定絲毫沒有擔心害怕受到攻擊和禍患，依舊堅持宣揚教化，廣收門徒，遠近慕名前來學習的人很多。他曾經訓誡子弟們：“做人應獨自走路時，面對自己的影子沒一點愧疚；獨自睡覺時，面對被子也沒有一點愧疚。不要因為我獲罪你們就懈怠了自己的志向。”意思是做人應堂堂正正，問心無愧，不要面對禍患就改變了自己的志向和節操。

蔡元定一生深明大義，堅守氣節，淡泊名利。朝廷專權的奸臣被誅殺后，蔡元定被賜謚“文節”，以此表彰他學識淵博、堅貞不屈的操守。朱熹也惋惜蔡元定卓絕的才能、不屈的氣節，這樣的人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宗世林是東漢末年南陽人，他和曹操是同一時代的人，但他非常瞧不起曹操的為人，不愿和他交往。后來曹操官至司空，總攬了朝政大權，對他說：“現在我們可以交往了吧？”他拒絕說：“松柏之志猶存。”

人大都不會甘愿過貧窮困頓、流離失所的生活，希望得到的是富貴安逸。但這必須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倘若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君子就不會去享受；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若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是擺脫不掉的。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背離仁德的，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必須依照仁德辦事，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秉持仁德去辦事的。孔子說：“茍志于仁矣，無惡也。”如果立志于仁，就不會做壞事了。養成了仁德就不會去做壞事，即不會犯上作亂、為非作惡，也不會驕奢淫逸、隨心所欲。而是可以做利己、利人、利天下的善事了。

君子不為惡，否則寧守清貧而不去享受富貴。這種觀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價值。如果人以不義之方式取得富貴或躲避貧窮，人人為所欲為，無惡不作，終將造成社會災難，甚至造成人類的自我毀滅！只有淡泊名利，立志有為，以利他為榮、利民為榮、利國為榮，人人爭著為民族和社會奉獻一點力量，社會才會一片光明，人類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