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坐食民膏的特權階層

明太祖朱元璋時為了維護其帝王世系之業(yè)，大封宗藩為王，26個皇子幾乎全部封王于各省各府，所有皇親國戚也都以鎮(zhèn)國、輔國、將軍以及公主、郡主等名義封賜爵位。而所有的封王封君，又紛紛建立王府或府邸(王府中的護衛(wèi)軍，儀衛(wèi)司役人員和樂戶在內，都規(guī)定歲祿和俸餉，全向官府支取)，規(guī)定親王的歲祿為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等全部由官府供給，直至最次級的縣主鄉(xiāng)君，歲供祿米也在二百石以上。這些人并免徭役。建國初期，矛盾還不突出，自后每經一帝媵妾越多，子女越多，皇親國戚越多，王府人員也越來越多，連同前朝封王宗藩，子女可以世代相承，于是封祿之家比比皆是，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坐食民脂民膏的特權寄生階層。據史載：到嘉靖時“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說明當時的田賦收入全部供應這批宗室王府的坐食者群，還不足半數以上，可見其耗支龐大。至于百官的俸祿，明初無規(guī)定，文靠頒賞，武靠虜掠。其后曾以江南土地一部分頒賜作為職田，以職田收入作為俸祿，再后收回職田，攻為俸鈔折米、折布等辦法，十分復雜，俸米之數大體是：高級的正一品官月俸八十七石，低級的從九品月俸為九石，折為俸鈔后，隨著鈔值的低落，收入是較薄的，這就促使不少官吏貪瀆營私，大量收入歸于中飽。官吏俸祿雖較薄，但冗官、冗吏都不少，支出也十分巨大。土地兼并，促使收入短絀，坐食龐大又促使支出倍增，財政勢必惡化。

明代自英宗開始，宦官弄權，操縱朝政，為害甚大。其后歷代相繼，并與權臣相互色勾結，封官許愿，貪污營私，無惡不作。英宗時宦官王振，每次百官朝覲來見者，例須送賄百金，凡送賄千金者可得醉飽。在其籍沒(抄家)時，抄出私蓄金銀六十余庫，玉盤百數，珊瑚高達六、七層者有二十余株之多。武宗時宦官劉瑾掌權，凡下下三司官入見，例索千金到四、五千金，還以“平賊”名義加派“剿餉”、“練餉”(田賦附加)，搜刮財用一千六百余萬兩，大都被各級官吏中飽，竅柄六、七年，到事敗籍沒，搜出黃達二百五十萬兩，白銀五千萬余兩。世宗嘉靖時，任嚴嵩為相，執(zhí)政二十一年中，“凡文武進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賣官之風盛行。嚴嵩被查抄時，貪賄所得黃金達三十萬兩，白銀二百萬兩，其他珍寶無數。僅宜春一地，被其霸占的土地就占70%。而當時國庫太倉存銀還不到十萬兩，政府歲出已超支一百四十多萬兩，有人指劾說：“文武將吏率由賄進，戶部發(fā)邊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嵩之府，輸邊者四，餽嵩者六”。國家的財政收入，或從龐大的俸祿中流入宗藩王室坐食寄生者之家：或入侵漁貪賄權宦之家，已成積弊。

明代坐食者的特權階層是阻礙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腐朽力量，在中國王朝時代具有典型性。它表明，坐食者特權階層越富有，勞動人民就越發(fā)貧困，剩余勞動被剝奪得越多，社會簡單再生產也就越發(fā)不能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