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明清時期農學·農學思想的發展與局限

明清時代，作為傳統農學理論基礎的“三才”思想又有新的發展，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天時地利”的本質有進一步的闡述。《知本提綱》：“黃道一周，率土共被恩澤;陽和相濟，氤氳化生乎衣食。”注：“日行黃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澤;蓋地本水土合成陰體，得日陽來臨，方能陰陽相濟，均調和平，化生萬物。而衣食始能從此出也?！边@被稱為 “天時地利之大本”?！疤鞎r”即氣候季節的變化，是由地球繞太陽公轉(當時誤認為是“日行黃道”)引起的，而太陽能(即所謂“日陽”)是農業生產所需能量的根本來源。地是水土的結合，是農業生物賴以生長的載體(“居中而承載生化者，地之職也?！?《知本提綱》的上述論述是以陰陽學說的面目出現的，缺乏現代科學的精確依據，但確已接觸到 “天時地利” 的本質。

第二，對農業生產中天地人的關系、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關系有進一步的闡述。清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中指出：天時、地利、人和與農業生產關系特別密切，而 “三者之中論其重則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論其要則莫要于天時，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這是分別從農業的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兩方面立論的。就自然再生產而言，確是太陽能和地球繞太陽公轉引起的氣候季節變化，對農業生物的生長發育關系最大，作為農業生物生長發育的載體的土地占第二位，人并不能改變農業生物生長發育規律，其本身也不是農業生物生長所需能源與物質的供給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作用只能列于末位。但就經濟再生產而言，情形就不一樣了。只有通過人類勞動的干預，才能利用天時地利，使農業生物產生符合人類需要的結果。因此，人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農業的自然環境中，人能在相當程度上對土地進行改造，使之在促使農業生物向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但人類對天時所能施加的影響甚少，故從經濟再生產看，天的重要性列于人和地之后。

本時期已明確提出了農業生產中“人定勝天”的思想。馬一龍《農說》說：“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仆仆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知不逾力者，勞而無功?！边@段話說明，人力是可以勝天(自然)的，但這是以認識天時地利的規律為前提，按這種規律，趨利避害，才能達到目的。

第三，明確提出農業生產中要注意“物宜”。農業生物生長離不開“天”和“地”，農業生產必須注意 “時宜”和 “地宜”，這是從“天地人稼”的“三才”理論中派生出來的原則。首次明確提出“物宜”概念的是明代的馬一龍。在上引《農說》的那一段文字后面，馬一龍自注：“時言天時，土言地脈，所宜指稼穡。力之所施，視以為用……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边@里所謂“物性之宜”顯然是指莊稼而言的。清楊屾《知本提綱》也強調“物性各有所宜”，并以移栽為例，要求“燥濕從乎本性，疏密順其元情”。該書提出施肥的“三宜”原則中亦有“物宜”。“物宜者，物性不齊，當隨其情。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糞、皮毛糞，麥粟宜用黑豆糞、苗糞，菜蓏宜用人糞、油渣之類是也。皆貴在因物試驗，各適其性，而收自倍矣?！蓖砬鍙垬恕掇r丹》也說：“天有時，地有氣，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薄拔镆恕备拍畹奶岢觯f明在天地人稼的農業系統中，“稼”的特點進一步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生物技術措施的發展。

把陰陽五行學說應用到農學上，是明清農學思想的另一顯著特點。明清以前，陰陽五行學說在農學領域只被用于解釋農業生產的個別因素和個別事物。到明清時期始出現以陰陽五行學說系統解釋農業生產機理的嘗試。馬一龍的《農說》依據《周易》中的陰陽學說，把世間萬物及其不同表現形態分別歸入陰陽這兩個基本范疇，而陰陽又只不過是元氣進退升降的不同運動狀態，季節氣候的變化，農作物的萌發、生長、成熟和死亡，都是陰陽消長升降的結果，所謂“陽以陰化，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才能“知生物之功”。作者還試圖以這種理論解釋耕作栽培技術方面的一系列問題。楊屾的《知本提綱》繼承了馬一龍的陰陽學說，又融入了“五行”。但這“五行”是經過改造的，不是指金、木、水、火、土，而是指天、地、水、火、氣，系“生人造物之材”。其中天、地、水、火為“四精”，天、火為陽，地、水為陰，陰陽各半，輕重相同。氣則為“精之會”，貫串在天、地、水、火之中，使之達到“和諧流通”狀態，故能 “著體成形，化生人物”?！吨咎峋V》既用這種原理論述作物的生長發育，又用它講解耕作栽培技術。總的原則是“損其有余，抑其不足”，以達到“陰陽交濟，五行合和”的狀態。陰陽學說應用于農學上，不但對農業生產的環境條件——天時和地利作了統一的理解，而且強調了農作物生長與環境條件密不可分的關系，強調了農作物生長過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兩個方面，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作為自然再生產的農業發展規律?！吨咎峋V》 的陰陽五行說比 《農說》又進了一步，“五行之氣”與元素的概念已頗為接近。如前所述，《知本提綱》對天時地利本質的解釋，關于利用人畜糞溺施肥系“余氣相培”的理論，與現代科學大致吻合。但陰陽五行畢竟是抽象籠統的概念，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宇宙間事物的共性，也能正確或近似正確地解釋某些自然現象，但不能把它無條件地套用到一切自然現象上，也不能以之代替對農業生產具體規律的研究。當馬一龍以推衍陰陽理論的方式解釋某些農業生產技術問題時 (如論證 “啟原宜深，啟隰宜淺”)，有時難免削足適履，以至用主觀臆測代替客觀實際。事實上，無論馬一龍或楊屾，尤其是楊屾，在具體闡述農業生產技術時，往往撇開了陰陽理論，而在這時，他們的解釋反而顯得通俗易懂，透徹精辟。我們知道，陰陽五行理論很早就被應用于傳統醫學，形成完善的獨特的理論體系?？梢哉f，陰陽五行學說在農學上的應用沒有取得這樣的成功。

我國傳統農學理論，一般表現為富于哲理性的、但比較抽象模糊的原則。其優點是把農業生產看作農業生物在與外界環境以及人的活動相互聯系中發展的一個整體，即它的整體觀、聯系觀和動態觀。缺點則是沒有深入生物體內部探索它的物質結構和生命過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形成現代形態的精確的科學理論，因而只能停留在抽象哲理加感性經驗的水平上。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發明了光學顯微鏡，并用它發現了細胞，觀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過程，進行了雜交試驗，揭開了生物生命過程的奧秘，引起了生物學和農學的飛躍發展。而同一時代，從馬一龍到楊屾，始終只是以陰陽消長闡述作物生命過程，而不涉及從開花到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作為農學基礎的生物學的落后，嚴重影響了農學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傳統農學正是從這里開始落后于西方，并逐步拉大了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