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史志書目

史志書目是指史書里面記錄圖書的“藝文志”或“經籍志”。東漢班固在編撰《漢書》時，依劉歆《七略》改編成“藝文志”，作為《漢書》中的一篇，開創(chuàng)了根據官修書目編制正史藝文志的先例。《漢書·藝文志》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古典書目。班固從《漢書》的具體寫作情況出發(fā)，對《七略》進行了“刪其要”的加工，從而使《漢書·藝文志》在體例上和史書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充分體現(xiàn)了史志書在編撰上的特點。班固在“藝文志”中表現(xiàn)出創(chuàng)新和繼承兩種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輯略”刪除，把其內容分別放于各略、類之后; 把《七略》 中的 “敘錄”刪除，改換成簡明的注語，用以說明圖書的作者、時代、內容、真?zhèn)蔚?調整了《七略》中一些圖書的類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書后劉向、揚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時代的完整性。這些改編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錄學思想。但是，在書目分類體系方面，班固沒有像因襲《史記》中的材料而改變它的體例那樣，另起爐灶，而是完全因襲了《七略》的分類體系。這是因為：首先，這部分類體系匯總了先秦尤其是漢代文化學術的內容。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國的學術文化呈現(xiàn)出繁榮興盛的景象，秦代焚書坑儒，除一些醫(yī)藥種樹等書籍沒有受損失外，其它諸子經傳遭到嚴重損失。到西漢末年編撰《七略》時，則形成了六大部類三十八小類的分類體系，并因以著錄了數以萬卷計的圖書，這種發(fā)展變化的過程正是西漢一代文化學術發(fā)展的歷史。在概括和反映這種歷史方面，這部分類體系既直觀又系統(tǒng)，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點，給班固“藝文志”的直接因襲提供了內容方面的條件，沒有必要重創(chuàng)一體，或是改編成其它表達形式來完成這一記述文化史的歷史任務。班固的這種因襲，表現(xiàn)了他以書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見學識。其次，這部分類體系體現(xiàn)了漢代的正統(tǒng)思想。劉向、劉歆編撰《七略》，所以整個分類體系貫穿著封建正統(tǒng)的思想。在類目次序上，它把《六藝略》列在首位，其它諸子與技術等則被列入從屬的類目中;在評論中，《七略》把六經看作是萬世不變的經典，五經代表“五常之道”，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作用是“相須而備”的，而在整個世事變故中，始終起主導作用的是講陰陽變化之道的《易》，這種神學思想正是當時盛行的歷史循環(huán)論的思想。另外，它還把諸子百家說成是“六經之支與流裔”，這里又貫穿了崇尊儒術的思想。《七略》中的這些思想給班固的直接因襲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礎。第三，這部分類體系反映了當時各個學術門類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它在類屬上反映了有關門類之間的聯(lián)系，《六藝略》除易、詩、書、禮、樂、春秋六類經書外，還包括了論語、孝經、小學三類書。這是因為論語、孝經是孔子所闡述的言詞，可以與六經相表理，作為經學的入門書;小學是字典等文字學方面的書，不僅是讀經啟蒙的基礎，而且被認為是治經的根本。《六藝略》把論語等三類書附于六部經書之后，反映了它們在思想內容上的從屬關系。《七略》的這種以類次圖書的形式來描述文化學術之間的一些關系，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給班固的直接因襲在學術質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為什么在正史里增設“藝文志”專門記錄圖書，歷來語焉不詳。從當時的情況看，班固編撰“藝文志”的思想，一是為了借書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歷史，以彌補《史記》中沒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為了保存古代圖書的記載，給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據。三是《七略》的思想體系符合《漢書》的史學思想，改編成“藝文志”以為他的斷代史學思想服務。

《漢書·藝文志》開創(chuàng)了在史書中編撰書目的先例。此后，史書中編撰“藝文志”的有：《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史書中沒有“藝文志”的，從清代開始補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藝文志”，從而形成了一個史志書目流派，連貫起來就成為中國古籍的總目，可全面反映從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況。

魏徵等編的《隋書·經籍志》是依據《隋大業(yè)正御書目》編撰而成的，同時又補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書。共著錄存書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零八卷;佚書一千零六十四部、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類上參照阮孝緒《七錄》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據當時藏書情況，將圖書分為四類，并首次以經、史、子、集作為部名。在分類上，魏徵提出了“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的理論，對后世有一定影響。在著錄方面，魏徵為了完成《隋志》記錄一代藏書的任務，采取了“今考現(xiàn)存”的著錄方法;為了記載六朝時代圖書的變動及存佚情況，采取了“約文緒義，各列本條之下”的附注方法。這種著錄方法是《隋志》的創(chuàng)新，對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傳情況提供了詳實可靠的憑據。

《唐書·經籍志》系劉昫等依據唐代官修書目《古今書錄》等編撰而成的。改編的方法較為簡單，即刪除《古今書錄》中的類序及提要，著錄《古今書錄》 中的所有圖書。其目的是“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對于開元、天寶以后的圖書沒有補錄。作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書的目錄，顯然是不夠的。它的這一缺憾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得到彌補。歐陽修等人編撰《新唐書·藝文志》，所依據的書目是《唐書·經籍志》、《古今書錄》。它的最大特點是補錄了《唐書·經籍志》未錄的唐代人著述近三萬卷，為了以示區(qū)別，每類圖書分“著錄”與“未著錄”兩項。“著錄”指《唐書·經籍志》、《古今書錄》中原有的圖書，“未著錄”指上述兩部書目中沒有著錄的新增錄的新書。兩部唐書藝文志相互補充，可反映出唐代藏書及唐代人著述的情況。

托克托編撰的《宋史·藝文志》與以往史志書目不同，所依據的不是宋代的官修書目，而是宋代的國史藝文志。根據宋制，宋代國史中編有藝文志，這些書目體例完整，不僅每類有序文，而且每種圖書均有提要。國史藝文志所依據的是官修書目。國史藝文志有：呂夷簡等編的《三朝國史藝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編的 《兩朝國史藝文志》 (仁宗、英宗)、李燾等編的《四朝國史藝文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及《中興國史藝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宋史·藝文志》就是根據上述四部國史藝文志刪去重復合為一“志”的，對于國史藝文志以外的圖書，則采用《新唐書·藝文志》“未著錄”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錄宋代藏書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張廷玉等編撰的《明史·藝文志》，幾經修改，創(chuàng)立了記錄一代著述之盛的書目體例。在此以往的幾部史志書目，都是以記一代藏書為范圍，《明史·藝文志》另創(chuàng)一體，僅著錄明代人所編撰的著作是有其時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經濟文化較為發(fā)達，印刷術的發(fā)明及普及，使得圖書數量大增，如果仍按《漢書·藝文志》等史志書目記錄藏書，其書目的內容范圍就顯得過分龐雜。其次，宋代以來，官修書目之外，又產生了許多私人藏書目錄，通史性著作中也有書目方面的專篇，各類書目的出現(xiàn)，使得史志書目記錄藏書的作用有所喪失。所以，專門以明代人著述為限的書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學術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館時，明代的官修書目比較疏漏，又沒有南宋、遼、金、元四朝的現(xiàn)成書目可為憑據，與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書，還不如以明代為限，這是促使《明史·藝文志》斷代為 “志”的客觀原因。《清史稿·藝文志》仿效《明史·藝文志》的體例，記錄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藝文舊例，胥列古籍，茲仿《明志》為志，凡所著錄，斷自清代。唯清人輯古佚書甚多，不可略之，則附載各類之后”(清史稿·藝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書目，或記一代藏書，或記一代著述，但在編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點。一是基本上依據前代的官修書目編撰而成。作為反映一代文化學術史的專篇，根據前代書目改編是可行的，它能如實反映前代的圖書文化和學術思想狀況。二是對所依據的書目有所增補。前代書目的斷限不可能與史書的時間斷限完全一致，故對后出的圖書進行增補著錄，表明了使史志書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對前代書目所錄圖書的存、亡、殘、闕給予注明。朝代更替，圖書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圖書的歷史及現(xiàn)存情況，對了解圖書文化的發(fā)展有幫助。四是刪除所收錄書目的提要，而代以簡明注語。這一改動是史書體例所決定的，因為史書編者要保持整部史書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書中有更多的敘述和重復的內容。這一作法不僅體現(xiàn)出史志書目編撰者的目錄學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書目在編撰方法上的特點。

二十多部史書中只有七部有藝文志，清代學者朱彝尊認為： “班固 《漢書》依《七略》作 ‘藝文志’，誠良史之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經義考》)。從清代成立明史館時(1679)開始了正史藝文志的補撰工作。最初的補撰工作是從遼金元三代開始的，目的是彌補《明史·藝文志》只記一代著述的不足。后來，人們逐漸為《后漢書》、《三國志》及南北朝時的各部史書也作了補志工作。往往一部史書有幾個人同時為之補撰，從而形成了一個補志的流派。補《三國志·藝文志》的有三家，補《晉書·藝文志》的有五家，補《南北史·藝文志》的有二家、補《宋書·藝文志》的有二家、補《魏書·藝文志》的有一家、補《隋書·藝文志》的有三家、補《五代史·藝文志》的有二家、補《西夏·藝文志》的有一家、補《遼史·藝文志》的有五家、補《金史·藝文志》的有三家、補《元史·藝文志》的有二家、補《遼金元·藝文志》的有三家、補《明史·藝文志》的有三家。以上補撰的史志書目有三十多種收錄在《二十五史補編》中。各家補撰史志書目的依據主要是各正史中的列傳、其它史志書目等史傳，資料來源較為廣泛。但是，這些史傳大部分都是清代補撰的，不像原有的七部那樣直接根據政府藏書，所以，所錄圖書不免有些雜誤。盡管如此，它們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郭沫若曾指出：“歷代史書多有 ‘藝文志’，雖僅具目錄，但據此也可考察當時文化發(fā)展情況之一斑。” (《關于目前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人民日報》1959年4月8日)

受史志書目影響，唐宋時期的地方志中也出現(xiàn)了藝文志。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藝文志是宋代高似孫編撰的《剡錄》(剡，今浙江省新昌縣)，它在卷五里著錄了王羲之、謝玄、謝靈運等十余人的著作和家譜共四十三部，這些圖書都是當地人的著述。《四庫全書總目》在談到地方志載藝文時說：“后來方志必列人物藝文者，其體皆始于史。”地方志中載藝文志到明清時已非常普遍，如浙江省明代方志中有八部載有藝文志，清代時發(fā)展到七十四部。此外，類書及通史性政書中也編撰有藝文志。宋代王應麟編撰《玉海》，以應科舉考試需要。全書二十一門，其中第六門為“藝文志”，開創(chuàng)了類書中記錄圖書的先例。宋代鄭樵編《通志》、元代馬端臨編《文獻通考》也都載有藝文志。鄭樵編“藝文略”，其目的是集天下之書為一書，記錄古今之有無，其氣魄之大，前無古人。馬端臨編“經籍考”作為二十四考之一，他抄錄宋代私人藏書目錄家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中的提要，并兼采《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等書中的資料，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zhèn)危喥湮睦碇凂g”，從而創(chuàng)立了 “輯錄體”的提要體例。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對于類書、政書中載有藝文志評論說：《漢書》“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觀，后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十志有所增減”。至 “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fā)展了志書體，歷代典章名物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chuàng)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